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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我亲历的潘晓讨论 《中国青年》杂志从5月5日到1981年3月发表了《生活》的重要性。有一个关于“潘晓讨论”的话题的讨论（作者称之为“讨论潘晓讨论”），可以说是当时思想解放的一个起伏。我自始至终参与并且具体主持了这个大讨论。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在《中国青年》工作期间,曾经主持或参与该杂志多次开展的问题讨论,而“潘晓讨论”是我记忆最深刻的。这不仅是我的一次工作,更是我的一段人生,它包含着我在经历了“文革”的精神失落后,对生活理想和人生意义的痛苦思索和艰难寻求。我同参加讨论的广大青年一起思考,一起激动,一起感受探求的艰辛和感悟的愉悦。今年是实行改革的30周年,重提“潘晓讨论”,真实地、具体地回顾一下这个讨论的基本情况(包括我作为主持者当时的真实思想),该是不无意义的吧。 潘晓英,潘晓菊,是我信提探讨人生意义的思想的起点,是一个跨区域的开放性讨论 “潘晓讨论”是1980年5月见刊的,而这个问题的酝酿和提出却早在半年以前。当时我是《中国青年》杂志的编委兼思想教育部主任(讨论开始后不久,改任副总编兼思教部主任)。我一直认为:组织“问题讨论”是《中国青年》历代编辑者在自己多年工作中辛勤实践、认真总结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好传统,是提出重大主题、抓思潮、引导青年自我教育的一种好形式。面对着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和青年心态,我认为,经历了“文革”十年停刊又复刊的《中国青年》尤其是思想教育部,抓住当时青年中一些重大的思潮性问题来开展讨论,以努力推动青年进步和社会发展,应该是责无旁贷的。于是,在结束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的“红专”大讨论之后,我又紧接着在思教部提出如何针对当时青年思想开展下一轮问题讨论的设想,并要部里的两位编辑马笑冬和马丽珍先做一些初步的了解和材料搜集。随后,马笑冬和马丽珍即从群工部的青年来信中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怎样看待“讲实惠”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青年中是个思潮,一封读者来信阐述的观点有相当深度,也极具代表性,可以作为开展讨论的基础。二是人生观问题,当时也有不少青年来信。马丽珍主张讨论有关人生观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可取的,人生观问题在当时青年思想中是更带根本性和更普遍的问题。但是,这还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还不是一个有特定内容、可以开展讨论的具体选题。比如,我曾主持或参与的《人生的幸福是什么?》《人生的最大快乐是什么?》《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生活?》等,都属于人生观方面的问题讨论,但特定内容却各不相同因而具体选题也各不相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这一代青年人生观问题的特点是什么?问题的主要矛盾和核心是什么?应该确定什么具体选题才能承载这个讨论的特定内容?应该从哪个方面切入问题才能很好引发和展开讨论?等等,还须要进一步调查。我把开展人生观问题讨论和进一步调查的设想提到编委会和编前会上,得到了多数同志和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副总编辑王江云及其他编委的支持。于是,我同思想教育部的马丽珍、马笑冬一起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这可以说是“潘晓讨论”最初的工作班子。 以后三四个月时间,我们在机关、学校、商店、工厂等处,在干部、学生、教师、工人、科技人员……中间进行了各种层次的、多方面的座谈、探讨,同时还访问和请教了一些专家、学者。我参加了所有访问和大多数的调查会。在我和马笑冬、马丽珍一起参加的一次工厂、学校和商店的青年座谈会上,我感到马笑冬请来参加座谈的青年女工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有相当的代表性。在交谈中,她对自己的观点无所隐瞒,愿意发表出来供青年共同探讨。她提供给编辑部的原稿7000多字,4个小标题:“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文稿详细叙述了自己“文革”前后的不幸经历、信念破灭,自己当时处境的困难,自己的迷惘以及对人生意义的追索等等。我认为,可以以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作为基础,同时吸收马丽珍联系的大学生潘祎来稿中一些较有理论特色的语言和观点,再加上我们这一段时间调查的情况,综合整理一个当代青年探索人生意义的思想典型,以此引发讨论。我即请马笑冬按此要求起草初稿,我修改后签发。关志豪终审后同意发表,做了一些删改;王江云也同意。于是,征得黄晓菊和潘祎的同意,以“潘晓”署名给编辑部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加上《编者的话》,作为这场讨论的发端。 通过潘晓的信提出讨论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对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看法——“人都是自私的。”潘晓说。这是当时一部分青年的看法。潘晓曾经相信组织、求助友谊、寻找爱情,可生活向她展示了丑恶的面目。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她“深刻的启示”:“在利害攸关的时候,谁都是按人的本能进行选择的。没有一个人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因此,她的结论是:“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