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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皇帝丧礼新考 自高宗王朝李义福和徐景宗等人决定“继承国策”以来，皇帝的野生礼仪在正统国家仪式中被省略，皇帝的葬礼也是大臣和史书作者的禁忌。这种情况,虽然由于德宗朝颜真卿《大唐元陵仪注》的撰写而有所改观,但是有关唐朝皇帝凶礼的问题却仍显得扑朔迷离。长期以来,日本学者锲而不舍,已从有限的史料记载中,弄清了皇帝去世及皇位交接过程中新皇从柩前宣读遗诏到殿前受册的两次即位程序。近年以金子修一先生为首的关于《大唐元陵仪注》的研究,对仪注本身加以详细的批注和说明,尤为深入认识和研究皇帝丧葬礼作出努力。由于皇帝的丧葬礼仪从最初的发丧成服、谥册、服丧、除服乃至最后的安葬山陵及袝庙活动要持续数月之久,而所有的凶事举办过程,唐后期都被置于山陵使的直接领导之下,故笔者不揣浅陋,拟从山陵使的角度对皇帝丧礼进行发掘,希望能够为唐朝皇帝丧葬礼仪的研究提供些许补充。 一、 是违反山陵制度的行为 唐朝史书对于历任皇帝去世的记载,往往只有寥寥数语,而有关丧事的举办,也常常因回避帝王凶事的原因被掩盖在新君即位的文字之下。《新唐书·礼乐志》关于皇帝凶礼总结说: 《周礼》五礼,二曰凶礼。唐初,徙其次第五,而李义府、许敬宗以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国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礼阙焉。至国有大故,则皆临时采掇附比以从事,事已,则讳而不传,故后世无考焉。至开元制礼,惟著天子赈恤水旱、遣使问疾、吊死、举哀、除服、临丧、册赠之类,若五服与诸臣之丧葬、衰麻、哭泣,则颇详焉。 《新唐书》的说法,实来自于柳宗元《裴墐崇丰二陵集礼后序》:“自开元制礼,大臣讳避去《国恤》章,而山陵之礼遂无所执。世之不学者,乃妄取豫凶事之说,而大典阙焉。由是累圣山陵皆摭拾残阙,附比伦类,已乃斥去,其后莫能征”。其中所说“自开元制礼”显然有误,从《新唐书》“唐初”云云,对照《唐会要·五礼篇目》关于房玄龄等定《贞观礼》将原列在第二的凶礼六篇和国恤礼五篇都排在五礼之末的事实,可以知道趋吉避凶与讳言帝王凶事至少《贞观礼》已开其端。而着意贯彻帝王意志的《显庆礼》则是将这一点更加突出了。笔者在以往讨论《开元礼》的皇后之仪时,曾指出武则天与李义府、许敬宗的勾结对《显庆礼》的影响,《国恤礼》的取消推测也是武则天等有意取悦高宗的一种表示。 尽管如此,皇帝凶事不能认为是完全无法可依。所知是《显庆礼》、《开元礼》中仍有大臣凶礼可作参考,且至少到开、天中,《贞观礼》乃至前朝《江都集礼》都还存在,可以对唐朝的丧礼提供指导。而除了丧纪一般程序之外,从高祖、太宗或高宗的遗诏中所明确宣称的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文武官人三品已上,并三日朝晡哭临,十五举音,事讫便出;四品已下,临于朝堂,其殿中当临者,非朝夕无得擅哭”,以及“皇太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于事为宜”等来看,唐朝皇帝丧制已有一些固定的程序可循。不过由于安史之乱图籍丧失,加之讳言凶事而“累圣山陵”具体仪节不传,才造成了举办丧事时的困扰,这当然是后来《大唐元陵仪注》和《崇丰二陵集礼》撰作的原因。 不仅如此,由于丧礼的繁杂和一应山陵造作等问题,也使皇帝丧事承办中,有了设使专承其责的需要。《大唐元陵仪注》中就正式出现了“太尉及司空山陵使”之称。根据这个名称,可以知道这是由重臣担任的负责皇帝丧葬的最高使职。此外,还有与山陵事务同样密切相关的礼仪使的名称。不过山陵设使事实上渊源已久,并且早在隋代,已有重臣杨素主持帝后山陵事务的记载。而唐朝自高祖李渊丧事始,也多有大臣主事其间。如《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高祖崩,士廉摄司空,营山陵制度。事毕,加特进,上柱国。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曰: (贞观)九年,护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 《旧唐书》卷七七(《新唐书》卷九八)《韦挺附韦待价传》: 则天临朝,拜吏部尚书摄司空,营高宗山陵。功毕,加金紫光禄大夫,改为天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赐物一千段,仍与一子五品。 《旧唐书》卷六四《霍王元轨传》: 高宗崩,与侍中刘齐贤等知山陵葬事,齐贤服其识练故事,每谓人曰:“非我辈所及也。” 《旧唐书》卷七七《阎立德传》: 贞观初,历迁将作少匠,封大安县男。高祖崩,立德以营山陵功,擢为将作大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摄司空,营昭陵,坐怠慢解职。俄起为博州刺史,十三年复为将作大匠……二十三年,摄司空,营护太宗山陵,事毕,进封为公。 以上官员有着“营”、“护”或“知”山陵事务的名义,其或承担皇帝山陵营建,或负责丧事的举办,已经是专有其责,且似乎从阎立德始已有使名(详下引《唐会要》)。《全唐文》卷一四五于志宁作崔敦礼碑有“其年,副太尉赵国公检校山陵卤簿”的记载,所说当指高宗山陵卤簿。武则天即位初的《改元光宅赦》中也已提到“营奉山陵使及卤簿使”,而到了玄宗的时代,又被混称为礼仪使。《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睿宗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