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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异化与人的异化 一、 基因技术带来的风险 科技进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科学家越来越集中于人类问题的研究，越来越与人类本身有关。换句话说，科技正在变得越来越“内部”。然而，最近热烈的科学潮流可能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最后边界”，这将改写人类的文化史。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推进,“标志着人类历史由认识客体、改造客体的时代转向认识主体、改造主体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复杂、多层面和充满争议的时代。基因技术比以往任何技术革命更直接、更有力、更深切地影响着每一个人。未来几十年中,人类生存将因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发生比过去上千年还要深刻的变化,转基因、克隆、基因修饰等技术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它不仅深入人的生命本质,而且涉及人的价值观念;不仅改变人的生活面貌,而且冲击我们的伦理观念,“科学自它首次存在时,已对纯科学领域外的事物发生了重大影响”。 马克思说:“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现代生物技术更是打破了生物亿万年长期进化所形成的物种之间的屏障,甚至可以将人和动物的基因进行任意转移、拼装、重组,包括克隆和组装人类自身。人类通过制造工具的技术脱离了动物界,通过现代生物技术的创新和发明打破了人与动物的界限,借助于基因技术,“从前圣经上神的特有的东西,已成为人的行动的标志”。人类从各种神秘力量的压迫中逐步解放出来不断“祛魅”,开始征服和全面统治自然及人类。虽然人们把基因技术限定在完美个体质量的需要上,但基因技术不完全是个体行为,它在改变个体自然本性的同时,会引发大量社会失范行为。科技的成就越大,人应用这些成果所冒的风险也越大。一方面,基因技术迅猛发展,并且日益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的生命、生活质量得益于基因技术获得空前的提高和发展,科学和技术成为人们崇敬、赞美和依靠的力量;另一方面,基因技术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基因库衰减、可能诱发的新病源等弊端,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冲击,日益暴露出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基因技术是否会成为上帝创造的第二颗禁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曾使人确信:人类的组织方式与事物之自然秩序是“和谐一致”的。事实是,“人”和他那些向来被认为高贵、独特、重要的禀赋和品质一直在变,社会与其一切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结构也在变。人类似乎获得了类似上帝般创造生命的自由,但是否有丧失自己类本质的危险呢?基因技术对人面目全非的改造,使人本身完全受制于技术的视野,在个体趋于完善的同时,社会关系的平衡被无遗地破坏,这是否会造成人的本质更进一步的异化呢? 二、 人类“服内在自然”的可能 基因技术的应用,更多的是为了弥补个体缺陷,追求至善至美,而遗传缺陷的背后,是以完美人类为参照物。基因技术首次使人类有机会改变自身的自然本性以提高生命质量,步入“完美生命”时代,生命个体的出生、成长及死亡都可以照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个体依赖基因剪接技术似乎生活得越加美好,社会却因个体的追求完美而问题重重。 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文化衰落后,人类试图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过分张扬了人的主体性,使人类很难确立一个自我校正的客观参照系,一边是人的主体性凸显,一边是人类社会面临空前的危机。基因技术的应用是人类主体意识过分张扬而进行野蛮征服的进程,最终将人置于客体化地位。 人类通过科技多方面征服外在自然后,基因技术提供了征服内在自然的可能,胎儿诊测、基因修补、克隆等一系列生物技术的突破,代表了人类从自然生子到制造婴儿的巨大转变,人类可以通过改变个体组织的基因成分来控制生命的质量。克隆羊的成功和克隆技术的不断完善使克隆人的实现为时不远,它预示着人类可以利用动物的成体细胞,像拷贝磁带或复印文件一样,大批量地复制、生产遗传特性完全相同的生命体,这将不只是影响,而是逐渐取代自然进化力量,内在地、根本地、永久地改变人的“本身”,使人类因这一技术面临控制本身进化过程的可畏前景。 基因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帮助的同时,也给人类文明以毁灭性的威胁和打击:现代医疗、生育和基因等新技术已经和正在把神圣的人体推向了唯利是图的商品化市场,从血液、器官和组织,精子、卵子、子宫和婴儿,到细胞、基因和整个的肉体都被送上了明码标价的销售柜台。克隆人的实现,更将人置于客体化地位,维持这个世界文明的框架不复存在。因为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体地去实现的,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有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 对个体而言,克隆等基因技术所带来的利益是惊人的,但由于克隆是某一人或某一类人的复制品,具有原型的全部遗传特征,单一性显而易见;而且由于没有父母双方遗传基因相混合,单靠体细胞无性繁殖,孩子的质量根本无法超过母体。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克隆人是一群“标准”的不能准确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