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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头马上》和《伤逝》中的女性命运

内容摘要：元代杂剧家白朴的《墙头马上》和现代文学作家鲁迅的《伤逝》这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塑造了勇于出走的“娜拉”形象，以李千金和子君为代表。她们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态度和行为捍卫了爱情与人格的尊严，努力反抗着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然而她们的出走实际上均以失败告终，充满悲剧性意味。本文通过分析两位女性的爱情经历，进而说明个人自主性的觉醒对于女性解放的重要性。

关键词：《墙头马上》《伤逝》女性命运

《墙头马上》是元代四大爱情剧之一，讲述了一个“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李千金在自家后花园“一见知君即断肠”，同裴少俊私奔。中途虽波折重重，最后却是一个“阖家团圆”的欢喜大结局。鲁迅笔下唯一的爱情小说《伤逝》主要围绕涓生和子君展开。两人自由相爱，冲破阻碍后走在一起后却抵不住残酷的现实，他们的美好幻梦一步步被打碎，子君也以早逝收尾。两个故事的内容与结局都有所不同，但其中所共同反映出的女性命运却值得深思，同时在向我们传递着关于女性自我解放的一些启示。

一.爱情的相似性——从李千金到子君

《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与《伤逝》中的子君虽生活的时代相差几个世纪，但却存在着很多的相似性，尤其体现在她们的爱情模式上。在这里我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论述，即爱情初开始、爱情进行时与爱情的终局。

（一）爱情初开始——奔逃的勇气

在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三幕话剧《玩偶之家》中，塑造了一个摆脱父权、夫权的女性角色娜拉。在识破丈夫海尔茂的虚伪面貌后与之决裂，并离家出走，实现了自我的觉醒。而早在我国元代时期，白朴的《墙头马上》就写出了李千金这样一位勇敢出走的娜拉式女性。她的出走首先表现在大胆脱离原生家庭的束缚，性格中充满为爱情不顾一切的坚毅和倔强。封建礼教固然严酷，少女旺盛的生命力和对爱情炽切的向往却如剧中故事发生的春季，勃勃生长。在李千金遇见裴少俊之前，心中已然有“我若还招得个风流女婿，怎肯教费工夫学画远山眉？”[1]的思绪。春光无限好，美丽的姑娘却在感叹“九十日春光如过隙，怕春归又早春归”[1]，一句唱词写尽满腔的幽怨和生命基质被压制的苦闷。纵观全剧，李千金从看见裴少俊起，便似陷入“一眼万年”的模式中，她热情赞美他“把乌靴挑宝镫，玉带束腰围，真乃是能骑高价马，会着及时衣。”[1];在看到裴少俊写给自己的诗后又毫不犹疑地当即回赠一首，发出相约的邀请;二人幽会不巧被撞破后，在嬷嬷的危言耸听之下，李千金更是挡在裴的面前据理力争，极力维护自然情欲，最后不惜为爱私奔。李千金作为洛阳总管李世杰唯一的女儿，和所有封建社会的名门闺秀一样，物质条件丰厚而情感无法得到满足。她久居深宅，人身自由受限，没有外出赏游的权利;她成长到怀春的年纪，身边只有一位同性侍女梅香相陪，朦胧的情愫羞于诉说。而在当她遇见裴少俊这个好秀才的时候，往日内心不断积累的情之一事被猛然唤醒，从而迸发出了激进的巨大力量，促使她有了奔逃的勇气。

《伤逝》的故事发生在五四时期，是以男主人公涓生的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来展开。在他的手记中虽未明确写到与子君是由何故相知相爱的，却可以看出涓生是以一位“启蒙者”的身份不断启迪着子君。子君作为新式女青年，在与涓生的接触中，听到他讲文化、新道德、新观念，“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2]，她深深受到了影响，并不可避免地爱上了他。在二人认识仅半年后，子君便坚决地对涓生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喊出了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2]的振奋人心的口号。她的胞叔不同意她脱离家庭与涓生自由相爱并同居，但接受了启蒙后个人意识觉醒的子君并不顾亲朋的反对，毅然决然离开旧家庭，和涓生一起筹款、寻住所，忙碌而快乐地建立起属于二人的自由独立小家庭。

毫无疑问，李千金和子君都是忠于爱情、看重自我幸福之人。道德伦理、家庭束缚和社会重压之下，两位女子都没有选择退缩，她们爱情的初开始都来自于那份出走、奔逃的勇气。

（二）爱情进行时——生命的锁闭

李千金在暗夜随裴少俊私奔到长安裴府后，度过了七年的时光，并得了一双儿女。然而她和孩子们这些年却一直藏匿在裴府的后花园中，不曾参见过公婆。这样躲躲藏藏的日子终究被裴尚书发现了，他因李千金不是明媒正娶的裴家正妻，并未遵循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数规矩而对她大加指责，辱骂道“这妇人决是娼优酒肆之家！”[1]面对公公的咄咄相逼，李千金不惜以一柔弱的女子之躯同冷酷无情的裴尚书顽强抗争，并说了那句“这姻缘也是天赐的！”[1]确实令人震撼。震撼之余却又不禁发问，她的努力换来了什么？换来了公公变本加厉地刁难，让她石上磨玉簪，井底引银瓶;最终簪折瓶坠，落得个被驱逐出门的结果。

七年漫长的阶段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白朴在剧中没有给出任何交代。照情节发展来大致推测，裴少俊读书，千金应是料理家务、红袖添香，悉心抚育两个孩子。他们的感情似乎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