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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广东社仓的建立与仓储

艰难的仓库和社会仓库是清初广东粮食储备的两种主要形式。社仓设立于乡村墟镇,较之设立于县城的常平仓,对农村社会的作用更为直接。本文试图通过对清代广东社仓建立发展、仓改管理和仓储性质等问题的探讨,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仓储制度的组织与社会功能。

一、社仓设立及积谷

一般认为,南宋乾道四年朱熹在其家乡建宁崇安县借用本府常平米设置社仓之举,为社仓制度建立之始。不过,朱子所订的社仓法,实际上是隋开皇五年长孙平建立的义仓制度和北宋熙宁二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的变通和发展。明代广东各府州均设社仓,后毁于明末战乱。

清初统治者曾多次下诏设立社仓。但广东社会长期动荡,顺康年间只有翁源、阳山、兴宁、龙门等少数县份设过社仓或义仓。康熙廿九年常平仓在全省普遍建立,但若仅有常平仓,“偶遇旱涝,详报踏勘,往返察验,未免后时”。雍正元年胤禛下谕再次议定社仓事例,认为“备荒之仓莫便于近民,而近民莫便于社仓”,要求各“督抚速同司道府等官确商妥议,务得安民经久之法”。次年又复准社仓的劝捐、收息和管理之法。由于这两个谕旨,除惠州、潮州二府的大多数州县在雍正元年就建立社仓外,广东大多数府州在雍正二年都有了社仓之设。只有清远、长乐和香山等县的社仓是雍正三年才建立的。当然,就一县的范围而言,各乡社仓的建立往往要经历较长时间,以恩平县为例:

“雍正二年知县王树元奉行劝捐社谷,设立大田、莲塘、尖石、镇安屯四社。六年改并鹿冈、区村、关村三社。乾隆九年社正梁锡尚捐修附城社仓一间,又捐建三间;旧驿村监生冯文辉等捐建仓廒一间,另设旧驿社仓。十一年添设泾竹头村社仓一所,拨关村社谷分贮。十八年热水村生员吴舍所捐书馆一间为社仓;立热水社,拨鹿冈社谷分贮;鹿冈社正吴矩准捐书馆一间为社仓;区村东闸民冯泰南捐瓦屋一间为社仓;区村西闸民捐伊祖何冈主旧祠一间为社仓;关村社正伍成岳将祖尝公地一区捐建社仓一间;南塘村民莫昭彦捐砖屋一间为社仓,拨何冈、泾竹二处社谷分贮。二十五年沙地村贡生吴元端捐建仓廒一座;禄家充民郑三铭捐建仓廒一座。自后各社归并,连续立尖石村一间,共仓七处。”

可见,该县社仓的建立和调整经历了长达三十六年的过程。许多州县都有类似情况。

仓谷来源是社仓建立的首要问题。雍正二年广东巡抚年希尧所定社仓条约对此有两条规定:(1)“无论绅衿贡监人等概照田亩捐积,大约每亩不过岁捐一升”;(2)“捐谷照常之外,如有好义多捐者听,若数人或一人能捐建仓房者,本都院并道府给匾旌门。”把派捐和捐输作为社仓积谷的两大来源。在社仓草创阶段,尤以派捐作为聚积仓谷的主要手段。例如,和平县知县张象乾就“躬自下乡劝输,……自城及乡,某有余力可捐,某诚谨可任,某某应捐若T,某某应设仓于家,皆亲自指画,人不敢违”,这种派捐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其它州县的情况也大多如此。

清代广东社仓建立后,出现了三十年左右的停滞期。大多数州县的社仓积谷数三十年不变,澄海、揭阳、保昌、开平等县的积谷反而有所减少。例如澄海县雍正二年社仓积谷2057石,乾隆初年仅剩969石,减少了52.9%。乾隆中叶以后,广东社仓重新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从乾隆初年至道光初年,全省社仓额谷数由186,696石增加到551,272石,增加了将近两倍。其中潮州府由11,398石跃升到113,237石,增加了893.4%;雷州府由1,425石增加到11,997石,增幅为741.7%。其余府州也大多增长一倍以上。这种情况是由于乾隆中叶广东社仓制度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引起的。

首先是仓廒的修建和总仓的设立。雍正二年年希尧规定“凡镇市围寨有烟户数百家,则立为一社,近镇市零星烟户可令附入。或乡村有数十家者,可数村合为一社。如有巨族户口繁盛者,可一姓二姓及素相亲爱者听其自为一社”。结果,社仓设立比较分散。例如,揭阳县社谷2351石,分贮73所社仓,每仓平均32.2石;和平县建仓102所,贮谷13,000余石,平均每仓仅127石;保昌县的1641石社谷分藏27仓,仓均只有60.8石。由于仓储分散,未能专门建筑仓房,“其谷俱散贮社正副家,或贮祠庙公所”。结果难于监察管理,积谷容易散生,所谓“有谷无仓,分贮社正副之家,出纳之间,虚实难稽。且家有兴废,亦非可久之模”。乾隆十年前后,这种局面逐步改变,各地官员、士绅开始在县城和大的墟镇捐建仓房。前引恩平县的材料表明,该县社仓仓廒都在乾隆九年后才建设起来,特别是乾隆十八年,该年份士民捐建的仓廒就有6座。乾隆廿五年督抚奏准“社仓星散难查,檄各州县归并总仓”,各州县建总仓几所到十几所不等。前述和平县102仓归并为总仓9座,保昌27仓也合并为捕属、红梅、平田和百顺四属总仓。这一变化有利于防止仓谷散失。

其次,乾隆廿五年两广总督李侍尧重新确定社仓收息之例,仓谷借贷每石收息一斗,改变了以前先是收息不一后又停收息谷的情况,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