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制度执行效果与农户个体差异休戚相关度研究农户个体差异与国家惠农政策嵌入的相关性研究以20省新农保政策的执行效果为表达对象.docxVIP

新农保制度执行效果与农户个体差异休戚相关度研究农户个体差异与国家惠农政策嵌入的相关性研究以20省新农保政策的执行效果为表达对象

一、“新农保”政策执行的国内研究

2009年10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颁布，表明农村社会的养老金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关闭多年，并已纳入国家农村政策体系。中央政府将试点覆盖面为全国10%的县(市、区、旗)并计划逐步增长,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农村养老制度。诚然,关于“新农保”政策执行的研究亦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综观国内既有的研究成果,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农户的参保率受子女个数,自主养老意愿等因素的影响。〔１〕〔２〕二是在模型(MNL)构建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推演出个体农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对其参保意愿的影响显著。〔３〕三是“新农保”政策效果和缴费原则是影响农民参保的重要诱因。〔４〕〔５〕通过既有文献的归纳和梳理可以看出,学界对农户个体行为的考察还不够全面,没有关注到农户整体的流动性面貌,对务工家庭的关注不够,且样本区域选择相对较窄。本课题调查涉及安徽、福建、甘肃、贵州、广西、广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苏、重庆、江西、辽宁、内蒙古、宁夏、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浙江20个省(区、市)共68个村,按照每个村30户进行甄别和遴选,最后获得1942个农户共计3893个受访者的问卷,全面透视农民个体差异与参保效果的相关性。

二、农民的差异与参与率有关

2.教育水平与参保率

按照受教育的年限长短,将个体农民的教育水平分为小学(0~6年)、初中(7~9年)、高中(10~12年)、大学及以上(12年以上)等4个层次。农民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参保率为66.4%,受教育水平在初中的为56.1%,高中及其以上的为48.5%,大学及大学以上的仅占28.3%,即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民的参保率反而越低,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99(如图2所示)。可见,当前参保对象的受教育水平以小学和初中为主,教育水平与参保率为负相关,且相关程度比较大。在调查中发现,受教育与参保率呈逆倚变效应与近年来基层政府公信力不断弱化相关。一部分农民眼中“中央是亲人,地方是恶人的”的错位认知观念,可能是导致国家惠农政策得不到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农民完全认可的一个原因。〔６〕因此,国家惠农政策要具有持续性和连贯性,从惠农政策的目标来看应突出“惠农”特点,从惠农政策的制定来看,应该坚持政策本身具有的“公共性”与“公益性”,在乡村“善治”逻辑中整合国家政策。〔７〕同时,尽可能扩大不同农民主体参与者,逐渐消解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不想与“官府”打交道的“政治冷漠”。

3.农民年龄与参保率的关系

将农民的健康状况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很差5个等级。从3893个农民的有效调查信息来看,身体健康状况对农民参保行为影响显著。从图3可以看出,身体状况为优、良、中、差、很差的农民,其参保率分别为54.1%,61.2%、68.3%、69.9%和57.1%,身体健康程度与参保率有较大的相关性,即随着健康水平越来越差,参保率逐渐递增,符合博弈论中的“逆向选择”理论。对农民身体健康程度和参保率作卡方分析,其概率值为0,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健康程度对农民的参保率有显著性影响。传统时期,迫于经济的压力,农民的得病之后,大多贫困农民会采取“小病撑,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的医疗心态。失去社会保障的农民群体把“救护车一响,家里一头猪白养”作为口头禅,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无奈的抗争。而今,国家有了惠农政策,“新农保”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4.家庭规模和缴费档次

农户的收入与农户的参保率造成一定的冲击。本调查把农户的年收入分为1万元以下、1万~2万、2万~3万、3万~4万、4万~5万、5万~6万、6万以上等7个层级。将农户的年缴费档次额度分为200元及以下、201~400元、401~600元、601~800元、801~1000元等5个频次。通过对农户家庭年收入和每年交费档次作卡方分析,显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家庭年收入对缴费档次的选择有较大的影响,即家庭年收入越高,农户越倾向于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以200元及以下档次为例,家庭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农户占69%,而家庭年收入5万~6万元之间的家庭则有32.3%(见图4)。由此可见,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选择缴费档次的主要因素,这也与农民主观调查研究的结论一致。目前各地政策市“鼓励多缴费,多缴多鼓励”,这种激励政策并没能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