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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与世界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深刻的反思运动，从批评个别领导人和个别政策的错误，到对理论和制度模式的反思。而对于中苏等国来说(与因苏军占领而“输入”社会主义的东欧诸国不同),追溯旧模式的社会——文化根源,对旧模式中反映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进行全民族的自我反省,可称为反思的第三阶段,也是更为深刻的阶段。这一阶段在我国已全面展开,在苏联自去年起也已为少数思想敏锐者所提出。但背着“发达的超级强国”包袱、国内民族问题又十分尖锐的苏联,进行这种反思显然比已在民族危机中挣扎了100多年的中国更困难。西方学者对此虽注意较早,但出于反社会主义偏见,往往简单地把“斯大林现象”与历史上的沙皇专制作类比,因而也难以科学地看待这一问题。

我国与苏联革命前同是不发达国家,有某些类似的文化传统,又长期实行苏式体制,因此这个问题对我国目前的改革与反思运动也有重大意义。作为外国人研究俄罗斯传统有困难的一面,但也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不受俄国民族情绪和西方反社会主义偏见的影响,科学地认识苏联历史的传统文化之根,应该是可能的。

一从宗法共同体对人的束缚到村社精神

欧洲诸民族多是“海岸民族”或受海岸文明影响而进入文明社会的草原民族。俄罗斯人是唯一的例外,起源于欧洲腹地的内陆森林。尤其是14世纪西北罗斯衰落后,作为后来统一中心与近代俄国文化直接创造者的东北罗斯又是三支罗斯文明中最具内陆性的。在彼得大帝“为出海口而战”之前,俄罗斯人几与海洋隔绝。在这以后,俄国基本上也还是个内陆国家,至今,苏联的21个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中,只有一个(列宁格勒)位于沿海。

俄国先民既不是航海者,也不是骑马者,甚至也不同于大河流域的农民,他们是“伐木者”。在寒冷森林地带的严酷环境中以“砍烧农业”而迎来文明的东斯拉夫人历来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活动的,独立个人的自由个性成长异常缓慢。村社就是一切,乃至于就是“世界”——在俄语里,“村社”与“世界”是同一个词。这种封闭的村社文化对俄国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1000多年来,这种古斯拉夫人的内陆文化先后与瓦兰吉亚征服者带来的维金文化、东正教的拜占庭文化与金帐汗国时代的阿尔泰——蒙古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近古俄国史上的土地公有、定期重分、集中居住、封闭排他、政社合一,以连环保的形式集体对国家负责的村社制度。它把古斯拉夫人的封闭性、维金人的宗法自治、拜占庭的邻里公社及蒙古人巴思哈制度下的连环责任制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以强调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为特征的宗法文化。自从东北罗斯在金帐汗卵翼下兴起,并征服、统一了保持维金一—斯拉夫文化传统的西北罗斯与保持拜占庭——斯拉夫文化传统的西南罗斯后,在专制主义国家的大力培植下,在不断的对外征服中膨胀起来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刺激下,这种文化传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它的主要特点是:1、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如劳动组合、共耕地、插犋耕作等等。2、在价值观念上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3、在民族性格上,村社生活使俄国人重视邻里关系的和谐,这使俄国人成了一个重感情的民族。因此俄国人性格外向,浪漫主义有余,理性精神不足。所以近代俄国在文学上群星灿烂,享誉于世界,却罕有伟大的哲学家。4、民族性格中理性精神的缺乏是权威崇拜与群众性歇斯底里得以产生的文化土壤,而“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的村社观念更直接产生了俄国式的皇权主义以及从宗法角度对西方民主的鄙视。5、严重的轻商抑商传统,经商被认为是贪婪的犹太人的可鄙的营生。由此又产生了俄罗斯人反犹排犹情绪。

总之,村社把宗法共同体对人的束缚与“保护”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村社里,“平均”与剥削、“民主”与专制取得了田园诗般的和谐,体现了中世纪束缚——“保护”的对立统一和“权利与义务的美妙协调”,同时又体现了斯拉夫传统特点,因此在俄国根深蒂固。这种“村社精神”具有强大的力量。俄国近代文化中长期存在崇尚个人价值的“西方派”与崇尚“集体主义”的“斯拉夫派”的斗争,而“斯拉夫派”始终牢牢占据优势,无论统治者阵营或被压迫者阵营,也无论革命前还是革命后都是如此。1907年以前,俄国的沙皇与贵族保守派一直是村社文化的狂热鼓吹者。他们声称:“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而坚决反专制的俄国传统民主主义者,从赫尔岑到民粹派,更对村社寄予了极其浪漫的希望,他们的民主主义是以反对“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这与西方民主观念中“通过契约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原则大异其趣。无怪乎赫尔岑等人都曾毫不含糊地声称自己是“斯拉夫派”。俄国专制统治者与传统民主派的势不两立,体现了俄国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然而双方都号称斯拉夫派,都热衷于村社文化,这并不奇怪,因为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