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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市场发展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融资方式的探索以范旭东企业集团为例

现在，在激烈的国际贸易中，中国公司已尽可能减少劳动能力产业，致力于技术要素行业的转型。重要问题是资金。特别是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创业期一次性投资额度大,风险高,所以融资方式成为产业升级的一个难题。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企业家已经走过相似的道路。

一战期间,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用5万元资本1即迎来了第一个事业高峰,靠精盐成就天下的范旭东开始寻找下一个“久大”。2然而,从久大到永利,范旭东面对的是技术范式的彻底转换。粗盐精制所需的化学知识并不深奥,久大的生产方式是传统制造工艺的升级;而永利制碱涉及的技术和工艺则代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巅峰成就,在苏尔维法制碱工厂内,完整的生产线代替了传统产业分散、独立设备的组合。范旭东没有意识到,在制碱领域里,除技术难题外,“不可分割”的投资3竟是如此的重要。碱厂的资金链中隐约浮动着传统产业渐进投资的影子,但渐进扩产适合于久大,却不适合永利。碱厂的惶惶10年是创业者对“不可分割”投资的认识还不甚了了的代价,政府加入公股的拟议和公司债的发行显示范旭东已经放弃通过内源融资4壮大实力的想法,硫酸厂资金的创造性解决和工厂的快速建成表明永利已经找到了适合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的融资方式。永利制碱和制酸的巨大反差促使我们认真审视在金融市场发达的时代未曾停下脚步细想的问题,永利的浮沉岁月中蕴含着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投资和融资方面的丰富内容。

一、经营型的水土资源

一战契机提供了发展新产业的替代空间,中国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化工市场有了启动的征兆,永利即在此时开始了最大胆的尝试——在中国采用苏尔维法制碱。

与预想中的繁荣相反,创业初期竟是难以置信的艰难。永利制碱面对的是新技术范式下技术、资本、人才等各方面的挑战,新范式要求保持众多要素的协调,技术是其中的核心要素,但绝不是唯一,技术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需要更为关键的资本力量。

1918年11月,永利创立会决定招收股本30万元,至1919年9月,实收40万余元。因计划附设炼焦厂,自制安摩尼亚5,1920年5月9日,永利第一届股东会决定增资为40万元,此时实收股本为34.6万元。6事后证明,这只是创业者不自量力的理想,以40万元的资本创办苏尔维法碱厂看起来很勇敢,但也很危险。

1921年9月18日,永利董事会议定增资为200万元,这是基于苏尔维法碱厂所需投资额的准确估计。考虑到融资困难,采用分阶段招募的办法,先收100万元(除原收40万元外,续招60万元);1922年12月17日,永利决定再收50万元,7因无人认购,1924年5月25日,永利董事监察会决议采用旧股两股增收一股的办法凑齐150万元股本,8但此数直到1929年才收足。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出现的新产业来说,渐进就是守旧,因为投资者很难通过陆续补充设备的方式完成生产线建设。永利是走向未来的开端,而其创业者却仍跋涉于旧式的投资观念里,碱厂的坎坷命运早已注定。

1917～1926年间永利创办苏尔维法碱厂的试验费和创办费总计为900962.53元,9碱厂开工后,房屋、机器及其他财产(包括设计费324890.77元)除去折旧后之价值达198.5万余元10,因此,永利创办日产50吨纯碱(1920年陈调甫寄回国内的是日产50吨纯碱的设计方案11,1927～1929年永利平均日产量仅40余吨12)的碱厂大约花费了290万元,显然,101.9万元(截至1927年时的资本额)的股本远远不够。

创办苏尔维法碱厂所需的资金量远远超过公司的股本,永利必须找到新的资金来源,“老大哥”久大成了永利救赎的起点。1921年,久大股本从50万元一跃扩张至170万元,其本身需要至多占到其中的20%,大部份新收股本用于照顾永利;1924年,久大续招40万元,这笔资金则是“完全用于济接永利”。13此后为配合银团的结算,久大曾一次性为永利付息18万元,总计从碱厂工程动工到银团派驻永利的会计人员开始办公前夕,久大对永利“与时俱增的垫款”超过了150万元大关。14

久大的利润及其增股吸收的资金仍无法满足永利制碱的需要,永利又将目光转向银行中介。然而,与集团内久大和永利之间“兄弟情深”不同,银行中介没有保全新产业生存命脉的责任。新产业初创时期“成败未可预定”15,以风险内部化为特征的银行中介必然天然地排斥还处于高风险期的制碱工业,当时的金融机构无法提供永利足够的发展资金。

即使是对永利格外“照顾”的金城银行,除了其总经理周作民赞同对永利贷款外,“起初(金城银行)津行负责人和一部分同事都不赞成”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