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用工荒问题的思考.docxVIP

关于我国用工荒问题的思考

一、缺乏就业的“就业机会”

2009年7月，自金融危机以来，外部需求迅速下降，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力需求逐渐减弱。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介绍,广东省珠三角企业用工缺口约90万,其中,普工缺口约为61.2万,约占缺工总量的68%;技工缺口仍处高位,占缺工总量的32%。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7月份的供求报告显示,企业总需求人数60.3万,而同期的求职总人数却只有35.4万,用工缺口达到25万人。

2009年年末,用工问题较年初明显有很大的好转;但进入2010年春节后,沿海地区又传出“用工荒”的消息。有媒体报道,按不完全统计,仅珠三角地区的用工缺口就达到200万人之巨,广州及邻近的东莞等城市的用工缺口大约在100万人,深圳缺工80万人。长三角不少经济发达地域也暴露出劳动力奇缺现象,如杭州外来劳动力市场一度创下了1∶20的劳动力供需比纪录。在义乌等地,招工心切的企业老板开着小轿车到劳务市场“抢人”,如遇到满意的对象,当即送回工厂上班。义乌有关人士表示,2010年的用工形势将是“历史上最为严峻的一年”。

二、劳动中断原因分析

1.职工及其他收入水平

“用工荒”背后,是民工保障制度的缺失,用工单位忽视劳动者的基本利益,导致“用工荒”的产生。从1992—2004年的12年间,珠三角工人工资仅增长64元/月。2006年珠三角工人平均工资为1226元,而且部分企业主只顾自己谋利,会经常克扣工人的工资。有学者曾收集了珠三角、长三角等23个城市的210家出口工厂2008年和2009年两年的劳资统计数据,其中大多是中小企业。统计显示,这些企业平均工资为1145.55元,但工人每天平均工作10.67小时,每周工作66.41小时,每月加班120.9小时。而法定工作时间每天是8小时,每个月加班不超过36小时。职工的付出与收益不匹配。虽然近几年各地的最低工资线都在上调,但却始终追不上物价狂飙的脚步,使得职工生活压力加大,纷纷跳槽离开原来的企业,或选择一些新的企业工作,或回到家乡不再出来打工。

2.劳动力“短缺”

2009年,珠三角人均GDP折合9855.2美元,逼近1万美元。这个数据表明珠三角已处于工业化后期,正在向现代化迈进。而与之相适应的是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新型化、高新化转变,随之对产业工人的要求更加专业化、高学历化。但由于目前用工教育培训不及时、缺乏超前性,无法跟上变化了的产业发展要求,造成一些行业、企业出现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如今,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变老、退出城市,第二代农民工又悄然出现在城市舞台上。据统计,目前外出打工的1.5亿外来劳务工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占60%以上,大约1个亿。与他们父辈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少了与农村的血脉联系以及对农村作为自己归宿的认同,多了对融入城市的渴求和能力。这同时也令这一代人的境遇更加尴尬: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他们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而且工作日复一日的重复、单调,缺乏交流,也使务工人员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比如富士康多起跳楼事件,其中不乏心理原因。

3.养老保险费的强制力度不够,农民工参保率偏低

农民工在城市大多数从事的都是苦、脏、累、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工作,其工资水平相对较低。自身技术水平低、企业拖欠工资等情况又使得农民工的收入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农民工在城市工作面临生存、疾病、失业等诸多风险,需要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目前,政府对企业依法组织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强制力度不够,农民工参保率偏低。而且较高的费率不但使企业不愿交纳相应费用,也使工资本来就不高、交费能力有限的农民工望而却步,即使是强制参保,逃费现象依然很多,征缴率比较低。

另外,除养老保险外,绝大多数地区的公共服务仍把农民工拒之门外,比如,公共财政对城市居民的各种补贴和福利性支出,包括住房补贴、子女就读、最低生活保障等,农民工大都无法享受到,使得他们难以对城市有认同感和归属感。跟随外来务工父母进入城市的农村少年儿童,或被城市公立中小学拒之门外,或要被收取高额的“借读费”,或只能在条件简陋、教育质量低下的外来劳务工子女学校就读。尽管外来劳务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些城市也划定一定比例的学校招收外来劳务工子女并免收借读费,但“僧多粥少”,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据《人民日报》载,中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外来劳务工子女近2000万人,他们当中失学率达9.3%,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

三、劳动争议分析

1.企业发展战略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