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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霍桑探案集》看晚清小说的引进与改造

斯诺是英国作家科南道尔（colinsondyn）所写的著名世界。1896年8月起,上海《时务报》先后刊登了张坤德(《时务报》英文编辑)翻译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等四篇侦探小说,这是福尔摩斯第一次被介绍给中国读者。(1)此后,侦探小说被大量译入中国,而福尔摩斯侦探案则是译本最多、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种。据郭延礼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的统计,清末民初时期,柯南·道尔作品的中文译本就有80余种(包括一种作品的多种译本),其中大多数都是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

作为一名具有科学头脑、法制精神和无畏勇气的西方侦探,福尔摩斯令清末民初的中国读者耳目一新。而侦探小说这种崭新的文类,更是以其新颖的叙事手法、曲折跌宕的情节,吸引了大量读者,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小说界引发了侦探小说的翻译热潮。“翻译热”又刺激了中国本土小说家的创作欲望,于是一批中国的侦探小说也随之诞生了。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集》。

程小青(1893-1976),原名程青心,号茧翁,又名程辉斋,出生于上海,后迁居至苏州。少年家贫,曾在钟表店当学徒,自学外语,热爱看书。1916年,他与周瘦鹃等人用文言翻译《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全书共12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后来尝试自己创作侦探小说,以《霍桑探案集》一举成名。1946年,世界书局陆续出版了《霍桑探案全集袖珍丛刊》,共计30种,包括《珠项圈》《黄浦江中》《轮下血》《舞后的归宿》《活尸》等。他笔下的神探霍桑,与福尔摩斯有很多相似之处,被誉为“东方的福尔摩斯”。极具代表性的西方侦探“福尔摩斯”和中国侦探“霍桑”,两者的相同性和相异性恰恰勾勒出了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本土化过程的大致轮廓。从福尔摩斯进入中国,到霍桑诞生成长,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发现中国侦探小说本土化历程中的一些文化特征。

一、继承了西方古典派小说的技法

从叙事技巧方面来讲,《霍桑探案集》基本上是对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继承:“霍桑—包朗”一主一辅探案的形式是“福尔摩斯—华生”组合的翻版,探案故事一般以包朗自叙的方式为主,这无疑也借鉴了“华生笔记”的写法。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经常通过对话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和情节冲突,《霍桑探案集》也是如此。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让我们先从侦探小说的叙事特征谈起。清末民初,输入中国的西方侦探小说基本上是古典派的(当时西方古典派侦探小说处于全盛时期,而硬汉派、心理悬念派等类型的侦探小说尚未流行)。在西方古典

(1)《月月小说》第5号附录中《绍介新书〈福尔摩斯再生后之探案第

十一、二、三〉》中提到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译本问题:“吾国译本,

以曩时《时务报》张氏为最先。而后,继译者接踵而起,如《包探

案》、《继包探案》之类皆是也。”

派侦探小说领域,爱伦·坡初步奠定了侦探小说的文体特征,而柯南·道尔则将侦探小说的创作模式推向了一个更为成熟和稳定的阶段。与其他类别的小说相比,古典派侦探小说有着自己的特征:一方面,对情节的曲折性和严谨性要求非常高,强调内容必须创新;另一方面,这种小说形式又极易模式化,作者的创作很难跳出“发生案件—侦探案件—揭露谜底”的固定框架,例如福尔摩斯的40多个探案故事虽然内容各异,但小说的基本框架都是比较一致的。

在大量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的过程中,程小青等小说家很快便把握住了其基本框架,并且对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深表赞赏。因此,他们自己创作侦探小说时,深受这种模式的影响,把插叙、第一人称自叙、倒叙等西方侦探小说常用的叙事技巧都运用到了自己的作品中,且开始重视人物的心理描写。与文言相比,白话无疑更符合侦探小说通俗和现代的特征。因此程小青等小说家毫不犹豫地舍弃了文言,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翻译和写作侦探小说。程小青曾称赞侦探小说中自叙体的写法“除了在纪述时有更真实和更亲切的优点以外,而且在情节的转变和局势的曲折上,也有不少助力”71,于是他的《霍桑探案集》便主要采用了“包朗笔记”的记述方式;他认为包朗这样的辅助人物设置有助于作品故布疑阵,于是采用了“霍桑—包朗”探案的人物结构。这样一来,《霍桑探案集》便基本沿袭了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模式。

在叙事技巧方面,柯南·道尔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为中国的侦探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成熟的模板,使中国本土侦探小说家的创作在形式上很快步入了正轨。当时中国较为成功的侦探小说作品还有孙了红的“侠盗鲁平”系列,陆澹安的“李飞探案”系列等,前者套用的是勒白朗的《亚森罗苹奇案》的模式,后者使用的也还是西方侦探小说的常用叙事模式(如《古塔孤囚》就是采用了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式的叙述方式)。这些作品巧妙地继承了西方古典派侦探小说的种种技巧,运用起来十分纯熟。

但这种模板同时也束缚了中国侦探小说家的思维,使他们认为侦探小说就必须采用这样的写作方式。后来,程小青等小说家也曾在谋篇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