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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蜀王传》中二南内容的比较研究

一、“二南”是诗人的起源

1.关于“南”和“周”

《周朝诗人》是一首关于京、楚、巴蜀风格的一般诗集。清人廖元度编辑的《楚风补.旧序》曾曰:“楚何以无风?楚之风——‘江永汉广’,《周南》已载之。”“然则楚何以无风?‘江汉游女’、‘错薪翘然’,楚风之洋洋盈耳,沨沨乎人人深者,自古在昔,而匪今斯今矣!”(署名:时康熙戊辰、山阴何天宠昭侯氏题,下同)这恰好说明楚与巴蜀诗歌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区色彩。不过,这是从诗歌本身寻求的某些缘故,即选诗的二重标准,但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

西周末,周王朝早已衰落,而南方的蜀国、楚国却先后兴盛起来,成为扩张拓疆的大国,而楚文化(风)的传播又是以军事扩张为先导的,这就不能不引起周王朝统治者的恐惧心理。加之中原华夏民族历来把南方的诸侯当作“蛮夷”。这种社会心理,自然就不可能在《诗经》中给楚、巴、蜀与北方诸侯同等的位置了。然而,统治者总是怀有一种矛盾心理,虽然无法用军事手段来制服南方诸侯,便在恐惧之余,又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正是统治者的这种矛盾心理,才有了“二南”,并把它们冠于《诗经》首位,成为中央王朝对诸侯教化的楷模,却回避了“楚、巴蜀”这样的称谓。

关于《风》诗,历来有多种解释。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太子长琴,始作乐风。”注:“风,曲也。”从一般的概念说,《风》就是乐曲之意。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国风”的概念及来源作了经典性解说:“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旧说二南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朱熹的解释,上承《毛诗序》,影响后世至今。

《诗经》问世后,对“南”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宋人程大昌在《诗论一》中指出:“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者也。《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他又在《诗论二》中说:“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参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为乐古矣。”清人崔述在所著《读风偶识》中云:“《南》者诗之一体,盖其体本起于南方,而北人效之,故名曰《南》”。他们大体上指出了《南》是《诗》中独立的一种乐歌。归纳起来,对《南》共有六种观点:一、《南》为南化说:《毛诗·关雎序》曰:“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二、《南》为南乐说;三、《南》为南土说;四、《南》为南面说;五、《南》为诗体说;六、《南》为乐器说,《南》本是乐器(铃)之名,后孽乳为汝、汉、沱、江一带的南方乐调之名,是南国之风。不妨视为《风》诗之一体。这六说以“南化说”为主构成了“南”的六要素,缺一不可。

2.楚与巴、蜀的关系

《楚风补.旧序》曰:“夫陕以东,周公主之;陕以西,召公主之。陕之东,自东而南也;陕之西,自西而南也;故曰‘二南’。系之以‘周南’,则是隐括乎东之南、西之南也”。这里已明确地指出了“二南”的地域,“周南”即周公采邑之南,包括楚国和巴国部分疆域;“召南”即召公采邑之南,包括蜀国和巴国大部分地域。朱熹在《诗集传》中称:“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甫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王昌,辟国浸广。于是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他接着推测说:“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不敢系于天子也”。朱熹既指出了“二南”的大致地域,同时也再次说明了“二南”的来源。这样,我们就可以大体上断定:《周南》就代表楚风;《召南》便能表征巴蜀民歌。

西周时代,巴、濮两族尚居在长江以北的江汉区域。《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景王使詹桓伯对晋人曰:“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西周时代巴、濮、楚、邓并为南服的四国。其中巴国为周王朝敕予姬姓的封国,其它三国却是殷亡后臣服于周。濮是国名,后来濮族分散称为百濮。西周之时,南方最强大的国家是濮国,而楚国却是在东西周之际,濮国衰落之时,强大了起来的。《史记·楚世家》称楚为鬻熊后,其子孙即以熊为氏。战国时代秦《诅楚文》也称楚怀王为楚王熊相,(《史记》作槐),但春秋战国时代楚王自铸铜器,则称楚王酓章(惠王)、楚王酓悍(幽王)。是楚又以酓为姓,酓与廪古音同在侵部,姓即当为廪君之后。楚王自称为廪君之后,证明其原本就继承了廪君的衣钵,说明其与濮的联系。清江流域巴人部落群体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