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典文学中的槟榔.docVIP

试论古典文学中的槟榔

在古代中国，关于槟榔的记载较早见于东汉末年杨孚所著的《异物志》和《三辅黄图》二书①《异物志》在宋以后已亡佚，今人吴永章辑有《异物志辑佚校注》一书。《三辅黄图》一书编者不详，成书约在东汉末至曹魏年间，今所见该书之六卷本为唐人增补而成，详参何清谷《〈三辅黄图〉的成书及其版本》(《文博》1990年02期)一文。。北魏时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卷十设有“槟榔”条目，其以“《异物志》曰:槟榔，若筍竹生竿……”［1］738开头，类似的这样一段关于槟榔的材料，在后出的《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书中转相引用，且都归源于《异物志》一书。西晋时嵇含著《南方草木状》一书(卷下)则对槟榔的产地、性状、别称、吃法及相关风俗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东晋俞益期在《与韩康伯笺》这一封信中也曾详细谈及槟榔性状及产地，可见两晋时期，槟榔已逐渐为中原及江南地区的人们所了解熟悉。

在古文献的记载中槟榔有较多别称。西晋时还只有两种，“一名宾门、药饯”［2］9，唐宋时则渐多，至明代李时珍编《本草纲目》时则总前代槟榔之别称为如下6种:宾门、仁频、洗瘴丹、猪槟榔、蒳子、大腹子。其中“宾门”沿袭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之称;“仁频”语出司马相如《上林赋》之“留落胥邪，仁频并闾”二句，唐代李善注此二句云“《仙药录》曰:槟榔，一名椶，然仁频即槟榔也”［3］369，该别称本于此注。“洗瘴丹”顾名思义，是因槟榔的药性——可祛除瘴疠，故得名;猪槟榔、蒳子、大腹子此三者，则旨在区别其果实外部的形状大小及其内核之不同②关于槟榔此六种称谓的详细解读，可参《本草纲目》卷三十一“槟榔”条之集释。。至清代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时，亦是陈陈相因，惟更“猪槟榔”为“马槟榔”［4］，并无增他名。据当代的植物学研究可知槟榔之品种较多，因产地不同，其大小和性状也有所差异，古代的槟榔这些别称极有可能是为了区分不同产地之槟榔品种。

和荔枝、龙眼一样，槟榔也是南方热带地区的风物，三者都较早地由岭南地区传入中原地区和江南一带，其中又以荔枝与文学之关系最为紧密。盖因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两句诗荔枝得以蜚声文坛，因而尤为后代文人所推崇，故唐代以后咏荔枝或和荔枝相关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如苏轼之《荔枝叹》即是名篇之一。由是，荔枝在文学作品中的内涵不仅仅是一种植物，更是一种典故，一种意象。比起荔枝，龙眼在文坛上的名称则相对逊色一等。至于槟榔，其与古典文学之关系及影响，则为三者之中最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三种:第一，缺乏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之支撑。众所周知，杨贵妃是唐朝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个人的生活态度和作风与大唐帝国的兴衰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荔枝这种南方的水果之所以能够为文史学者所熟悉，皆因杨贵妃嗜食新鲜荔枝，正如杜诗所言“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5］1516;而唐玄宗为了满足其要求不计代价，置社稷苍生于此事之下，杜诗另有“云壑布衣鲐背死，劳人害马翠眉须”［5］1518二句，即刺此事。荔枝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曾作为特殊的历史事件的主要构成元素之一，因此得以名声大噪。而同为南方风物的龙眼、槟榔，并未参与构成过哪些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其影响度也因此不能附着于特定历史事件而剧增。第二，缺乏传播广泛的文学名篇之助力。历史事件往往通过文人的加工，通过文学创作使之艺术化，才使得历史事件中的主要人、事、物等，在后代形成典故。历代以荔枝为题，或者涉及到荔枝的诗文作品，不在少数，而且名篇迭出。唐代有的杜甫、白居易、杜牧，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等诸多文学名家皆有与荔枝相关的作品传世，其中又以杜牧的《过华清宫》和苏轼的《荔枝叹》流传最广。而相对于龙眼和槟榔，与之相关的文学名篇几乎没有。第三，槟榔作为一种植物果实，其药用价值大于食用价值，味道亦不如荔枝龙眼一般甜美香醇，而是偏于苦涩，原产地关于槟榔的传统吃法“以扶留藤、古贲灰并食”［2］9，较为奇特，人们一时难以适应和接受。且嚼食槟榔毕竟是源于岭南地区之俚俗，对于大多数中原和江南地区的文人仕宦，他们受传统夷夏观念的影响，不但不接受，甚至会讥笑此事。人们从唐代卢纶《酬赵少尹戏示诸侄元阳等因以见赠》诗中的“且请同观舞鸲鹆，何须竟哂食槟榔”［6］这两句诗可以看出，其友人对食槟榔一事不屑一顾甚至讥笑，卢纶则为了肯定食槟榔的风俗而作此劝语，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槟榔在咏物文学作品中并不具有如同荔枝一般的名声和地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古代与槟榔相关的一些文学作品，亦发现了槟榔此物在各代文人的创作中，其自身的蕴藉乃是经历了一种由非典型到典型，由纯粹的南方风物到典故的符号象征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

除了上述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曾提及“仁频”一物，而唐代李善将其认为是槟榔之外，正式将“槟榔”这一称谓引进文学作品的当是西晋的左思，其《吴都赋》有“槟榔无柯，椰叶无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