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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大帝的重塑与丝路文化的想象

历史小说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历史事件的演绎传达出作家独特的历史观、文学观与美学观。王守义的长篇历史小说《奄吞秦汉·隋炀大帝》（作家出版社2016年）迥异于过去历史文献和已有文学文本对隋炀帝形象的建构，重塑了一个全新的帝王形象，显现了隋王朝的政治风云、社会风貌与文化风景，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源远流长、色彩斑斓的丝路文化。

一

在大多历史文献与文学文本中，隋炀帝有劳民于重役、亡国于其手的罪名，有风流好色、荒淫无度的污名，还有阴险狡诈、残忍狠毒的恶名。隋炀帝被胜利者的权力话语塑形为历史镜鉴的形象，以负面形象进入集体的历史记忆，变成一个心狠手辣、挥霍无度的道德符号与滥用民力、穷兵黩武的政治隐喻。唐代笔记小说中对炀帝“暴戾”、“残酷”的刻画与咏史诗对“隋宫”、“汴河”等意象的营构，都复现着强权政治话语所建构的隋炀帝形象。

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沿袭了唐人的观念，将隋炀帝作为宋代统治者“殷鉴”的对象。明代齐东野人在创作“风流小说”《隋炀帝艳史》时，不仅借鉴唐宋笔记小说中的隋炀帝形象，还吸收了《大业杂记》《海山记》《开河记》《迷楼记》等杂记中对隋炀帝的叙述，隋炀帝奢靡荒淫的生活是其表现的重点。清代禇人获《隋唐演义》中的隋炀帝是一位暴戾昏庸的亡国之君，小说家以“演义”的方式证明了隋亡唐兴的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

隋炀帝在位期间，他开拓疆土，重建都城，复兴礼乐，重振儒学，开办科举，凿通运河，再通丝路，其文治武功一直綿延至当下。可以说，后人对隋炀帝“风流淫荡”与“暴戾昏庸”的描述太多，因此完全遮蔽了他的历史贡献。《奄吞秦汉》的“重塑”动机不仅来源自作家对历史文献中隋炀帝形象的质疑，还来源于作家对其他文学文本中隋炀帝形象的反思。

人类历史每前进一步，也许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隋炀帝罪在当朝却功存千秋。隋朝虽短，却为唐朝的兴盛开启了序幕，而且，隋炀帝的很多政绩都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的，如改变门阀贵族政治、建立科举官僚政治、重视儒学等，唐代的法律、礼乐、官制、科举、运河等大都承袭隋制。《奄吞秦汉》以小说的方式告诉读者，后世不应以“胜者为王败者寇”的偏狭、单一的眼光审视一代帝王的功绩。

二

隋炀帝的历史身份的复杂性、历史评判的驳杂性与性格才情的多面性给后代作家留下了巨大的言说空间。历史叙述中的文学想象与文学想象中的历史叙述相互交融，“大写历史”、“小写历史”及“复写历史”相互渗透，使得小说家对隋炀帝的多元化历史书写与诗意阐发成为可能。在历史诠释与文学诠释的双重视域中，历史人物本身亟待一种多元化书写与诗意的想象。王守义历史小说的写作不同于对帝王“香艳史”、“暴君史”及“宫斗史”的同质化摹写，作家具有文学“翻案”的自觉意识，在重塑隋炀帝中不仅完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双向对话，还建构了自我与人物的双向交流。

王守义从三个维度对隋炀帝进行了重塑。其一，小说通过现代意识的“召唤”来重塑隋炀帝形象。传统意识具有封闭、保守、因循、单一的特征，现代意识则倡导大胆质疑与理性反思，具有开放、自觉、创造、多元的特点。《奄吞秦汉》表现出深厚的国家意识与开放的国际视野与恢宏壮阔的美学格调，既不同于传统历史观对人物的固见定论，又不同于传统历史演义类型化的人物书写。小说家有意除去唐人历史撰修中的偏颇之见，减去了宋人笔记辑录的轶闻之事，也摒绝咏史诗中的朝代兴亡之叹。可以说，《奄吞秦汉》是一次现代意识烛照下的审美评判，也是一场历史高度的精神对话。

其二，小说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悬置”来重塑隋炀帝形象。诸多历史文献、文学文本、影视剧本对隋炀帝已有呈现，而如何呈现独特的隋炀帝形象则对作家的审美创造力是一种考验。王守义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悬置”与现有艺术文本的“阻拒”重塑隋炀大帝的形象。因此，读者阅读《奄吞秦汉》时要“悬置”其他文本中的隋炀帝形象，不应进行互文性、验真性的考证与探寻，而应跟随小说家的诗意笔触去体验其建构的审美想象空间。

其三，小说通过历史时间的“截取”来重塑隋炀帝形象。《奄吞秦汉》分为上、中、下三部，共一百三十多万字，可谓皇皇巨著。尽管小说文字浩繁，但并无意于呈现隋炀帝一生，作家予以厚描的仅仅是其历史功绩。《奄吞秦汉》起笔于隋太子杨广奉诏北巡边关，止墨于隋炀帝杨广开通丝路商道并主持召开国际交易会，而对隋炀帝三征高丽、身陷农民起义以及被叛军缢死等内容仅以寥寥数语作了交待。可以说，小说家有意避开作为亡国昏君的一面，重点突出其作为治国明君的一面，《奄吞秦汉》以辉煌的“断代史”形式重塑了一代帝王的高大形象。

三

历史小说不仅需要历史阐释，更需要文化阐释和生命阐释。小说家需要营构事件的情境氛围，深入人物的情感褶皱，才能在时空坐标中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奄吞秦汉》重塑了包括隋炀帝在内的一大批历史人物形象。

隋炀帝形象是通过一系列重要情节的叙述来实现的。隋炀帝西巡疆土，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