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搜神记》中的侠及侠客形象在古代小说中的演变.docVIP

论《搜神记》中的侠及侠客形象在古代小说中的演变

摘要：侠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侠客们就已活跃于社会之上。汉代司马迁为游侠单独立传，进入魏晋时代以后，侠开始从历史上的真实存在慢慢向小说中的艺术创造过渡。《搜神记》正是这一侠的“史前时期”中最杰出的代表。在《搜神记》中，后世武侠的侠客身份、行侠主题等都已具备雏形。紧承魏晋志怪小说的唐传奇在侠义小说方面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宋明之后，侠客的市民化特征更加明显，同时文言小说中的侠和白话小说中的侠开始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清代则出现了大量的官侠，侠客的气质与先秦两汉时代的古侠渐行渐远。

关键词：侠客；侠义故事；搜神记；侠客演变

在漫長的中国历史中，侠一直是一支独特的社会力量，同时也是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现象。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和公卿养士之风孕育了游侠阶层。西汉初年，政权的缔造者们大多以任侠起事，社会上侠风益盛。司马迁的《史记》单独为游侠立传，并把他们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在《游侠列传》中，朱家“衣不完采，食不重味”却“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英布当年落魄时朱家曾经周济，而待其飞黄腾达之后，朱家却再也不与其相见。其“羞伐其德，不矜其能”可见一斑。剧孟声名远播，周亚夫称赞他“得之若得一敌国”，死时却“家无余十金之财”，这充分体现了游侠的利他主义色彩。至于司马迁着墨最多的郭解，成年之后的郭解以德报怨，路遇不给自己让道的人首先反思是自己的德行不够，自己的亲戚因羞辱他人而遭杀害时他秉公判断，不念私情，这都是游侠精神的生动体现。可以说司马迁为侠这一群体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后世对侠的判断依然离不开此说。

先秦两汉的侠客是史家的客观记述，更多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而从唐代开始大量出现的侠义小说则是作家的艺术创造，是一种对侠客人格精神的升华。在这之间的过渡形式，正是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这种“丛残小语”、“尺寸短书”的文学形式为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搭建了一座桥梁。如果我们把魏晋时期称作侠义小说的史前时代，那么这一时代最耀眼的化石则非《搜神记》莫属。

一、《搜神记》中的侠客形象

作为魏晋志怪小说最优秀的代表，《搜神记》在“明神道之不诬”的同时也记载了不少的侠义故事，这其中又以人战胜鬼的桥段为最多。在搜神记中，后世侠客的身份、行侠主题几乎全部包括在内。就侠客身份来说，《搜神记》中的侠客粗略区分可以分为三大类，即官侠、民侠与江湖之侠，其中又以官侠居多。代表官侠如为惨死女鬼苏娥主持公道的何敞，不畏鬼魅勇斗妖狐的郅伯夷，夜擒鹿怪的谢鲲等。《搜神记》之后，官侠较少，到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时官侠开始大量出现，最佳代表就是《三侠五义》。

民侠则有安阳亭书生，他冷静自若，用计谋将三鬼击杀，为民除害。另外，宋大贤也是民侠中的翘楚，任凭鬼魅如何恐吓，他安定自若，当他出手击鬼时，鬼魅不堪一击。汤应的故事与前几则相似，也在都亭中击杀鬼魅。

江湖之侠如《三王墓》中替赤比报杀父之仇的山中客。在这里民侠与江湖之侠的区别主要在于对官方的态度，民侠认同统治集团制定的社会规则，他们的侠义行为依然受社会规范的约束，而江湖之侠则是游离于官与民之外的第三种人，他们并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不关心其行为是否符合规范，是否触犯法律，是“以武犯禁”之人。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搜神记》中民侠的斗争对象全都不是人，要么是鬼魅，要么是巨兽大蛇，它们并不属于人类社会范畴，自然不受人类社会规范约束。它们祸害当地，法律无法约束，反过来讲，它们被杀，法律也无须保护。因此民侠们击杀鬼魅巨兽的行为在为民除害的同时毫无“以武犯禁”之嫌，这是他们与江湖之侠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搜神记》中还出现了一位勇敢的少年女侠李寄，面对凶恶吃人的大蛇，当地官员毫无办法，只能每年献祭一名少女以求大蛇不作乱。几年之中已有多名少女无辜惨死，少女李寄主动要求作为祭品献给大蛇，她仗剑牵狗深入绝境，在大蛇出现之际将其击杀，这一女侠形象相比其他男侠毫不逊色。

关于行侠主题，在大部分时间里古代侠义小说的行侠主题有三个：复仇主题、仗义行侠主题和展示武艺主题。在《搜神记》中这三个主题的雏形都已具备。复仇主题的代表当属《三王墓》，这个故事以血亲复仇为始，以替人复仇而终。山中客“己诺必诚，不爱其躯”，为替赤比报仇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三首俱烂的悲壮结局也体现了正义与邪恶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

魏晋时期政局动荡，社会黑暗，楚王正是黑暗的代表，而象征邪恶的楚王却拥有远强于正义人群的实力，身为弱者的人民大众只能寄希望于一个主持正义的人来扫清人间不平。而这个人，既可以是代表权威与力量的官员，也可以是以武犯禁、替天行道的游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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