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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搜神记》的归类看古代目录学的小说观

在《隋书·经籍志》中，《世说新语》被归入子部小说类，而《搜神记》则被归入史部杂传类。内容真实的《世说新语》被归入小说，而荒诞不经的《搜神记》被归入历史，对这一似乎不合情理的归类，陆续有学者提出自己的见解。但仔细阅读他们的研究论文，可以发现其研究标准无一例外都是文学类小说观，而用现今的文学类小说观来评价古代的目录学小说，总觉得其研究有点牛头不对马嘴。

一、《隋书·经籍志》对两者的归类

《隋书·经籍志》对史部杂传和子部小说的论述有很明显的区别，杂传为：

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原，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1]981-982

可见杂传种类包容甚广，隐士、高僧、孝子、忠臣，只要是君主言行之外的记载均可归入杂传，甚至神仙鬼怪等内容也可列入其中。而小说则是：

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涂(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1]1012

即小说是来自于街谈巷语的道听途说，是朝廷以此了解民情的一种手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清谈之风的兴起，民间产生了大量品评他人的言论，这些言论是典型的街谈巷语，通过这些言论，朝廷可以体察民情、了解风俗，刘义庆作为刘宋王朝的宗室，自觉地承担起这个责任，搜集民间言论，整理成《世说新语》，所以把它归入小说类确实是适得其所。

从源头来说，《世说新语》等小说也应该归入子部，“志人小说这种题材类型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散文，《论语》和《孟子》记载了孔丘和孟轲的某些言行，许多片段言论和行为汇集成书，这种言行记录方式成为志人小说文体的基本特征之一。”[2]112如果把《世说新语》和《论语》作比较，很容易发现它们在形式上的相似之处：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3]30-31

这段记载和《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记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反映孔子的思想，形式上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世说新语》从书名即可知其是“世间众说的最新记载”，也是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通过人物言行反映其思想，只不过因为其言论过于琐碎，没有任何体系，不能归入九流中任何一流，所以只能归入子部中之小说家。

杂传体的创作源头则来自于史部，既名之曰杂传，一定和传有关，赵翼曾道：“惟列传叙事，则古人所无。古人著书，凡发明义理，记载故事，皆谓之传。……是汉时所谓传，凡古书及说经皆名之，非专以叙一人之事也。其专以之叙事而人各一传，则自史迁始，而班史以后皆因之。”[4]可见杂传的写作一定是在《史记》、《汉书》等纪传体被人喜闻乐见之后，有人模仿其创作方法，记载各种各样之事，故称为杂传。正如程千帆所说：“西汉之末，杂传渐兴，魏晋以来，斯风尤甚，方于正史，若骖随靳。其体实上承史公列传之法，下启唐人小说之风，乃传记之重要发展也”[5]。

杂传中有一类是叙述“鬼神奇怪之事”的，而小说则是采自民间的街谈巷语，从这一个角度来说，《隋书·经籍志》把《搜神记》归入杂传、而把《世说新语》归入小说确实是准确的归类。

二、从篇幅看《隋书·经籍志》的归类

《搜神记》和《世说新语》除了起源截然不同以外，两者在形式上有更重要的区别。仔细阅读《搜神记》和《世说新语》就可以发现，这两部书籍虽然篇幅都短小，但其叙述方式有很明显的不同：前者是杂传体，而后者则是杂记体。“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有写实和写意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形成两种艺术流派。写实注意情节的完整合理以及细节的周到逼真，而写意则表现着一种诗化倾向，不注重情节，甚至淡化情节，追求意境，追求意趣的隽永”[2]85。换言之，写实的是杂传体，而写意的则是杂记体。比如《搜神记》里著名的《董永》：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