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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围观与认同：社会化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嬗变

摘要：媒体技术的加速发展，扩充了社会参与方式，社会公众能够利用社会化媒体认识社会。本文基于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以网民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对公众议题的参与和传播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徐州丰县八孩女子事件”的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探究在网络舆论事件中个人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研究社交媒体推动议程设置理论变化的逻辑维度，指出在公共议题参与过程中出现的传播问题，最后进行展望与总结，以便更加积极有效地引导舆论。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公众议题；非理性化表达；议程设置理论；网络舆论

媒体技术的推动使传统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开始下降。现阶段，舆论场越来越复杂，各种社会思潮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价值观。用户地位的提高，使其参与度逐步增强，加之社会化媒体的冲击，议程设置主体逐步泛化，议题属性主要性凸显，出现议程融合的局面。用户在对公众议题的讨论中，出现众多非理性表达充斥网络的情况，成为网络舆论生态建设的不利因素。

一、文献综述

（一）网络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来自麦库姆斯和肖，1968年在美国总统大选前他们在教堂山进行了较小规模的受众群体调研，数据显示媒介议题的显著性差异水平可以对公众议程的选择与安排造成影响。1972年他们发表了《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宣布了议程设置理论这一基础理论的诞生。议程设置理论从形成伊始，就有学者不断将其运用在政策、社会文化、媒介研究中，利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分析框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数据抓取、可视化呈现、社会网络分析是学者经常使用到的技术手段。武沛颍、陈昌凤学者利用数据抓取的技术手段对社交机器人是否具有操纵舆论的能力进行研究；蒋贤成、钟新学者采取社会网络分析的技术方法去验证媒体对公众以及不同的媒体间议程设置所起到的效果；随着研究内容逐步深化，邓依林、张伦和吴晔学者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与网络可视化的技术手段对中国媒体在“推特”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中国文化议程设置方面的效果进行研究。[1]

多源流分析框架、解释性框架、风险议题框架与新闻通用框架是学者通常使用的分析手段。张玉容、陈泽鹏学者采取多源流框架分析网络舆情对议程设置的推动作用；陈贵梧学者构建社会化媒体推动议程设置的解释性框架；李文竹学者以风险议题框架与新闻通用框架对水资源议题构建的受众进行差异化分析。

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MarilynRoberts与WayneWanta等人完成了互联网上媒体议程与网民议程的效果研究；Jeing，Yongick的研究将网络搜索作为用户个人议程设置的一种表现；Jeon，sam分析网民议程的各种组成部分，对报纸网页议程设置与网民个人议程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议程融合假说

针对媒体时代的发展新形势，麦库姆斯和肖在1999年研究提出“议程融合”的假说，认为当代生活中的个人必须通过进入一个社团组织来降低认知失调度，从而得到安全感和确定性。为了能融进自己想进入的群体，个人必须触碰与本群体有关的媒体，让自己的议程与本群体保持一致。[2]

马志浩学者从受众群体出发进行研究，对议程融合假说展开进一步调整；有学者注重个人议程、公众议程及社会议程的三者的“议程融合”，从而综合对互联网舆情的导向产生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也有文章内容强调新旧媒体根据互动交流产生新的舆论布局，比如，学者觉得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二者根据“双议程设置”之间形成的互动，能够更好地对正确引导舆论产生影响；另一些见解则把议程融合定义引入其中，注重个人议程、群体议程、社会议程三者的融合，从而对网络舆论产生足够的影响。

国外的相关研究中，VargoChrisJ.学者在《美国的公共“议程融合”：评估2015年至2020年不同类型的在线新闻对党派议程的相对影响》一文中探讨了受众在多大程度上“融合”了来自美国五个最受欢迎问题的众多新闻来源的议程：政府和政客、移民、经济、种族关系和医疗保健。总的来说，不同意识形态的受众的议程是一致的。ChristineMcWhorter学者在《议程融合在衡量新闻媒体素养中的作用》中探讨了议程融合作为衡量媒体素养的标准。PhilemonBantimaroudis学者在《社交媒体上的阴谋论：融合了群体中介欺骗的议程》中基于议程融合的角度考察了学生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与阴谋性质的亚文化探索的关系。

（三）研究评述

基于文献的探讨，关于媒体与用户之间的议程设置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都证明了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议程设置效果依然存在影响。因此，对于社会化媒体中对于网络议程设置的嬗变的研究讨论更为重要，能够更加准确地分析网络舆情中的演变逻辑。[3]所以，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议程设置”引发公众议题情绪化表达以及对议程融合的嬗变内容进行归纳，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