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和琼瑶视角下的女性形象.docVIP

夏洛蒂·勃朗特和琼瑶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摘要：《简·爱》和《庭院深深》这两部创作于不同时期的作品，作者在对女主人公的塑造上既有相似之处，又因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着不同之处。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视角出发，分析其中被忽略的其他女性形象和对男性权威的削弱，从而突出女主人公鲜明的女性特色，发现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主人公性格和叙事情结的影响。

关键词：《简·爱》《庭院深深》女性主义其他女性形象文化差异

《简·爱》这部小说创作于十九世纪的英国，那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男性是社会的统治者，女性的地位极其卑微。在男权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权威位置都是属于男性的，无论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甚至家庭都是如此。女性则被逐出社会生活的中心，充当“客厅里的装饰”、“厨房里的天使”等角色，即便在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女性仍是被忽略、被轻视的对象。夏洛蒂·勃朗特以独特的视角将简·爱塑造成一个具有反叛精神、追求精神和物质幸福生活的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社会形势下，这一鲜明的女性主义形象从一群由男性作家塑造的或天使或妖妇的女性形象中脱颖而出。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维多利亚时期，勃朗特通过简·爱这一形象展示了当时英国无权女性的生存现实，比如压迫（在盖茨黑德）、饥饿（在劳沃德）、疯狂（在桑菲尔德）及寒冷（在沼泽居）[1]。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她同强大的男权社会做斗争的可贵精神，尽管她的道路可能障碍重重而充满孤独，至少它代表着希望[2]。

《庭院深深》创作于经济复苏时期的台湾，尽管新中国的解放和社会革命为女性争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和权力，但某些封建男权的道德规范仍然遗留在社会和人们心中，或隐或现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阻碍着女性个体的健康发展，妨碍着男女美满和谐关系的建立和延续，给人间带来许多悲剧。琼瑶以现代作家的身份，深深体察到父权制对女性的摧残、禁锢和辱没，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刻画出含烟这个中国传统女性的代表，她受到流传了几千年的父权制、家长制的影响，性格像外表一样弱不禁风，偶尔流露出来的一丝反叛精神也掩饰不住其骨子里的逆来顺受。最终在婆婆和丈夫家长制的双重压迫下，不得不走向“死亡之桥”，以死亡来抗争。再现了男性文化对女性的物化和压抑，女性在这样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中要么沉默（顺从），要么反抗（死亡的风险），这是绝大多数女性的生存现实。但含烟幸运地走过那条代表困难的桥，最终“脱胎换骨”，变成了“不再是那个柔弱的、顺从的、永远屈服于命运”的知识女性，表达了女性作为“人”的追求和关怀，体现了女性的觉醒和进步。

本文拟从女性主义这一学术视角，分析这两部作品中所体现的女性对男性权威的抗争和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以及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下的不同爱情观和婚姻观，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的主题和其现实意义。

1.恶毒舅妈和蛮横婆婆阴影下的简·爱和含烟

简·爱有一个恶毒的舅妈（里德太太），她在这部作品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面形象，一个封建家长制的人物。简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舅妈本应在她的生活中充当母亲的角色，但在作品中她的所作所为，致使简几乎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压迫中（生活的和精神的）。因为她，简·爱的童年几乎是一场灾难，也激起了简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最终当舅妈袒护约翰，当罗克赫斯特说简“品质恶劣，欺骗成性”，诋毁她的人格时，简·爱进行了激烈的言辭反击：“我不骗人，要是我骗，我会说我爱你，但我声明，我不爱你，除了约翰，里德，你是世上我最不喜欢的人。”[3]后果是这些“离经叛道的叛逆”使简被逐出已无容身之地的盖茨黑德，被打发到罗沃德寄宿学校，那里的生活使她肉体上受到惩罚，心灵上受到摧残，但这些经历丰富了简·爱的内心世界，使她渐渐走向成熟，性格变得更坚毅。可以说，作者塑造里德太太这个人物是激起简·爱反抗之心的导火索，恶毒的舅妈对后来坚定、自强、独立自主的女主人公形象的形成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正是她的步步紧逼使得简性格中的不屈服、抗争的一面被渐渐发掘出来。但作者过于强调其性格中恶毒的一面，直到她临死前将简·爱召回，通过她和简的对话，我们从中才可以看出其实里德太太也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与无声的反抗者。

在勃朗特笔下伯莎是个“疯女人”，通过拒绝伯莎的女子气质成功地塑造出这个敢说敢道、从不低三下四的简·爱，把她表现为合法正统的女性形象。伯莎是个“大个子女人，身材与她丈夫几乎不相上下，还长得很胖”[4]，“出身于一个疯人家庭——一连三代的白痴和疯子”，“恶劣、疯狂、没有人性”[5]。在此过程中，伯莎这个深肤色的女性先被异国情调化，然后又被野兽化，成为一种“野兽般非人力量”、“男性化，统治欲强，女斗士般的生物。而正是这种怪物使得白种‘淑女们获得了她们自己的身份感”[6]。在这部小说里，“所有那些最显外族的女性都必须被‘斩尽杀绝，以便使简·爱成为英国小说世界里个人化的女性主义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