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电影传播与农民启蒙主体（一）.docVIP

第五代电影传播与农民启蒙主体（一）

[摘要]电影《菊豆》表现了不甘受压抑的原始生命力与不甘被挑战的象征秩序之间的搏斗和较量。不甘受压抑的原始生命力与不甘被挑战的象征秩序分别对应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两种主体：“统一主体”和“过程主体”。前者相当于拉康象征秩序中的主体，而后者则相当于象征秩序中的异端，具有一定的反抗性。根据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女性个体的身体，成为其反抗象征秩序的动力。菊豆的身体欲望一旦喷薄，便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她凭借女性的身体本能，充当了封建宗法制的叛逆者，成为第五代农民主体电影中具有启蒙特征的文化主体之一。

[关键词]《菊豆》；克里斯蒂娃；统一主体；过程主体；女性；身体

如果说《红高粱》表现了对一种无拘无束感性生命力之张扬的礼赞，那么《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揭示了“铁屋子”对自由生命的禁锢与扭曲。有着新思想、倔强叛逆的女学生颂莲，一步一步自觉地沦为封建宗法制和父权制的受害者和迫害者。影片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揭示了压抑人生命自由的外在因素，而且还揭示出人内心深处的奴性意识是导致人自身被压抑、被奴役的根源，反映了封建集体无意识传统对人思想的历史惯性作用和影响。与《红高粱》的酣畅淋漓相比，这部电影的基调阴郁沉闷。一个自由奔放，一个压抑阴沉，代表了自由和不自由的两极。相比之下，张艺谋的“红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菊豆》，则介于两者之间，它表现了不甘受压抑的原始生命力与不甘被挑战的象征秩序之间的搏斗和较量。

一、“统一主体”与“过程主体”，

“符号态”与“象征态”不甘受压抑的原始生命力与不甘被挑战的象征秩序分别对应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两种主体概念。克里斯蒂娃区分了两种主体：“统一主体”和“过程主体”①。这两种主体并非截然不同的两类事物，而是同一主体的不同构成部分。“统一主体”相当于拉康象征秩序中的主体，“当代精神分析学理论提供了一种主体理论，将主体视作分化了的统一体，它产生于一种缺失（根据文本的不同，可以是空、无、零），并由这种缺失所决定，它对由换喻式欲望所代表的不可能的事物进行一种未得到满足的追求。这个主体，我们将称之为‘统一的主体，在一（one）的法律下，结果证明是父名（theNameoftheFather）。”②“过程中的主体”产生于象征秩序建立之前，但在象征秩序建立之后，“过程中的主体”并未消失，而是存在于象征秩序内，并受父法、权力压抑而不断产生抵抗冲动。

根据拉康的理论，语言符号及其系统（词语、句法等等）都是象征秩序的产物，而“过程”则对这个包括语言符号及其系统在内的一切象征法体系具有消解作用。过程主体的冲动，在统一主体身上组织起来，并超越统一主体的身体，构成一个破碎的形状；这种冲动反映在艺术上，就形成一种反抗性，即所谓的“先锋艺术”：“‘文学先锋——即便仅只在边缘上——用过程的主体表现了社会，向统一主体的全部僵化壅滞发起攻势，它攻击封闭的意识形态系统，也攻击社会统治（国家）的结构，并完成了一次革命，却不是其乌托邦或无政府的时刻，而事实上指向了革命本身对进行革命的运动的盲目性。”③而过程的活动发源地所被命名为“子宫间”（chora）。④“子宫间”这个术语源自柏拉图，意指一种“母性容器”，相当于一种本源性的东西，是形而上学的对立面。在克里斯蒂娃看来，“子宫间”应该是与“菲勒斯”相对应的东西。拉康所言的象征秩序就是以“菲勒斯”中心建立起来的，“子宫间”是一种前象征秩序的事物，是一个二元不分的混沌之所，与人的欲望和本能相联系。如果说“菲勒斯”是“有”，那么“子宫间”则是“无”；象征秩序是在“菲勒斯”之“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子宫间”之“无”则以否定性（或者拒斥）的形式对象征秩序进行破坏和消解。“子宫间”是符号活动的聚集之地。

克里斯蒂娃用“符号态”（TheSemiotic）和“象征态”（TheSymbolic）⑤的区分来替代拉康的“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区别。“符号态”的运动发源于子宫间，当然也是前符号领域内的事物，同时它们也存在于象征秩序之内，是象征秩序所压抑和排斥的异端，时常以断裂、破坏、颠覆象征秩序的面貌而呈现。“符号态”虽然与女性紧密相连，但绝对不是女性独有的特征。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乔伊斯、塞利纳等男性作家的语言也是符号态性质的。因此，克里斯蒂娃关于主体构成的“符号态”实际上是“主体的他者”，是主流话语形式的边缘，具有对象征秩序的整体符号系统进行反抗、颠覆的冲力。这样“符号态”就与克里斯蒂娃“过程中的主体”相连。

在主体理论的构成中，克里斯蒂娃在拉康话语主体理论基础上，区分了符号态与象征态在主体生成与意义构成中的不同作用，前者是通过符号运作而建立结构的意义系统，后者是符号系统的驱动力，它与节奏、音调、身体姿态等相连，是超语言或者非语言的。符号态与象征态的辩证关系使意义生成过程得以进行。正是这两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