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反抗•真实——刘恒乡土小说权力与本能之辩.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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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反抗·真实——刘恒乡土小说权力与本能之辩

刘恒乡土题材小说是一个封闭但又意义驳杂的文学文本,他将视野投注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转型的剧变环境中,对乡土个体进行探寻和剖析,从而揭示乡土个体或群体的真实生活形态、生存境遇和生命本能。窥探刘恒笔下所呈现的乡土权力空间,不仅对女性个体生理和心理造成极度的规训和控制,而且乡土权力执行者的男性也未能幸免于难。他用犀利的目光和同情的笔触描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乡土社会形形色色的众生相,尽管乡土个体以身体反抗权力失败了,但却表现“力气”、金钱、传统伦理等原始欲望空间下个体的真实生存形态。

刘恒;乡土题材小说;乡土个体;乡土权力

爱德华·索亚认为,“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了更大的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因此,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形塑我们的文化观念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个体心理空间暗指某个个体所在的特定地域以及内心隐秘的心理场所。它既是携带明显个体行为特征的地理景观空间,具有强烈的个人观念、情感色彩,又是一种多重关系组合的隐喻空间,呈现个体与自我、个体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等关系的对话冲突。在个体心理空间中,“自我”总是面临“本我”“他者”以及“世界”的混乱现实处境中,他们竭力要挣脱原有模式化生活的束缚,但又往往遭致所处地域空间的阻拒、“自我”与“本我”的冲突以及身份认同焦虑与重构等难题。纵观刘恒20世纪80年代乡土叙事题材小说,我们会发现一个由“食”“性”“钱”等欲望因子组成的传统权力空间结构,是一个封闭但又意义驳杂的文学文本。他摒弃了淳朴、静谧的美好乡村意象与作为“庞然大物”“罪恶”的都市文明,致力于对崩溃前夜的乡土文明中个体心理进行探寻和剖析。在乡土权力巨大整合力下,不仅女性个体生理和心理被规训和控制,而且乡土权力主体的男性也未能幸免于难。刘恒笔下的乡土空间没有牧歌,也没有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文明的侵蚀,有的只是历史因袭的“食”“性”生存困境下的罪与罚。刘恒的乡土权力空间在市场经济即将来临、社会结构转型的前夜诞生,他敏感地触碰到历史即将裂变的内核,用犀利的目光和充满人道的笔触描摹行将瓦解的乡土文明的众生相。然而正是这灰昧的历史一角,折射出乡土空间中个体与群体的真实生活形态、生存境遇和生命本能。

刘恒乡土题材小说个体心理空间在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下被挤压变形,他们也曾试图反抗传统权力空间,但往往以失败的悲剧告终,这是刘恒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投射在小说文本所然,然而正是这种悲观主义心绪,才呈现出刘恒对中国传统男权主义、父权话语等权力空间的深刻洞察,以及传统权力话语对个体心理的严重压抑和侵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男性为核心主体建构起来的传统乡土权力在用男权、父权制压抑、摧残女性个体心理的同时,男权、父权制异化出客体的对立面,对男性个体也进行压抑和解构。如果说《伏羲伏羲》的菊豆、《狗日的粮食》的曹杏花、《苍河白日梦》的郑玉楠等女性个体心理空间是男权主义的牺牲品,那么《力气》中的杨天臣、《狼窝》中的史家父子、《伏羲伏羲》里的杨天青等则是父权话语规范下人性扭曲的可怜灵魂。

一、对女性个体心理的挤压

纵观中国几千年浩瀚的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一道挥之不去的精神伤痕:女性作为从属的客体,一直处于被压抑、书写的“他者”边缘地位。在强势的男权、父权话语规范下,女性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灰色的、布满泪痕的历史暗角。尽管历史上不乏饱读书诗之士,但真正能卸下传统男权、父权外衣去体察女性苦难的屈指可数,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的国门,闭关锁国意识逐渐瓦解以及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现代文明的不断传入,尤其是“科学”“民主”思想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对女性的关注、呐喊和“书写”才逐渐“浮出历史地表”。

为女性的正式呐喊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祝福》对“祥林嫂”底层苦难妇女命运的关注与反思,《伤逝》中对现代知识女性与家庭关系的探询,卢隐《海边故人》等对女大学生们婚姻的解剖,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对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开掘,胡适译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娜拉的出走,萧红《生死场》对乡土底层苦难女性身体书写与生育、死亡体验等等,无不显示着20世纪初人文知识分子对女性地位与命运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女性地位、女性问题不断被提出和引起关注,但她们的从属客体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在于传统男权、父权观念的根深蒂固,已然内化为一种集体民族历史心性,要彻底冲破男权、父权话语的樊篱,任重而道远;然而我们必须警惕的另一个事实是,女性自身方面的性格缺陷也是造成女性个体受压迫的精神枷锁。男权意识可以扼杀女性个体自由生命,女性个体内在人格缺陷同样可以颠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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