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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土小说看中国妇女地位之变化——以刘恒为中心的研究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起点，从1917年发端，到2017年已有整整一个世纪。一百年来，中国的文学语言、文学思想、文学观念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影响和地位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最为显著、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没有哪个时代能够像这个时期一样，把妇女问题当作社会解放、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来对待。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同工同酬、恋爱自由等口号成为一个时代的情绪。引发了胡适①胡适的文章有《易卜生主义》《美国的妇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秽——答萧宜森》等，收录于《胡适散文》第一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先驱的热烈关注，纷纷撰写文章发表看法。

1923年鲁迅写了《娜拉走后怎样》一文，指出女人要能真正走出家庭，必须有两个前提：“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1]77鲁迅富有预见地指出，女子要获得解放的两个重要条件，以及获得解放之艰难道路——战斗。1933年，鲁迅又写过两篇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一篇是《关于女人》，谈到女人的地位：“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产，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像现在的正人君子，他们骂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地欣赏着肉感的大腿文化。”[2]327鲁迅道出了女人的悲哀，批评了男人的霸权和虚伪。另一篇《关于妇女解放》中说道：“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他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3]365这个中原因，鲁迅也分析到了：“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如果女子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一切都是空话。“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3]366鲁迅这些观点极具远见。社会各界经历过大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后，其愿望基本实现。今天的现实生活已表明，妇女不但实现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而且真正撐起了“半边天”，与男性一样享有各种权利：接受同等教育，参与社会管理，同工同酬，除了极少数行业在性别上和生理上有特殊要求外，中国女性的身影映现于社会各个领域。中国妇女在家庭、社会以及政治地位方面的种种变化，在中国乡土小说中有生动而丰富、广泛而深刻的表现。

一、中国乡土小说史是一部农村妇女解放史

作为一股文学潮流或是一个小说流派，中国乡土小说在20世纪初至今的一百多年里，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潮流或是流派。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称谓，如“乡土小说”“新乡土小说”“乡村小说”“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民文化小说”[4]5等，但是，对乡村的书写、对土地的眷恋、对于乡村人物的各种感慨，总是在各类作品中绵延不绝。可以说，一部中国乡土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农民的成长史；从女性角度看，则是一部中国农村妇女的解放史，一部见证中国女性地位变化的文学史。通过乡土小说，能够体察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地位的变化，其依据充分，案例生动，且理论丰富，意义深远。

20世纪早期的乡土小说，主要叙述农村妇女的悲惨遭遇，鲁迅的《祝福》、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台静农的《拜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都用沉重的笔触书写妇女的悲剧命运，为妇女解放发出了先声。三四十年代后，随着妇女解放观念的普及与深入，有些地方的农村妇女开始觉醒，追求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有的走上了革命道路，如孙犁的《嘱咐》《荷花淀》中的水生嫂，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多数地方的农村妇女地位逐渐提高，开始当家作主，也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如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盛淑君，浩然《艳阳天》中的焦淑红等。但也有部分偏远农村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妇女的权益仍然得不到保障，特别是婚姻上仍然受到各种桎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如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朱晓平《桑树坪纪事》等作品反映了许多地方农村社会的爱情悲剧以及家庭悲剧。进入21世纪后，农村妇女地位日益提高，不但婚姻自主，而且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当上了领导干部，和男人一样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的孔繁花、孟小红通过打拼成为村里的决策者，贾平凹《带灯》中的带灯也是为工作为事业积极献身的案例。[4]8

妇女地位的变化，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