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小说改编电影的平民视野与生存困境.docVIP

刘恒小说改编电影的平民视野与生存困境

根据刘恒的《黑的雪》《伏羲伏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三部小说改编的《本命年》（1990）、《菊豆》（1990）、《没事偷着乐》（1999）在20世纪90年代登上银幕。这三部电影均以生动的细节场景描述和日常化的叙事，以显微镜般的镜头去探察普通人生中的创伤与困窘，在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去发现质朴的生活与人生的悲喜。这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界的生存论转向密切相关，从国族叙事到个人化叙事，从“为人生”到“为生存”，文艺创作越来越关注人类的生存问题，诸如人的日常生活、边缘化危机、精神匮乏等关乎个人存在的问题。这个时期的人，一方面在时代的感召下拥有新的生活欲求，执着地热爱生命;另一方面，他们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磕磕绊绊，体味着生命的痛感。在这三部影片中，平民人生的困境是永恒的主题，逼仄的生活空间、匮乏的生活资源、人性欲望的抑制、灵魂的漂泊无依……这些无可避免的人生困境在三部影片中均得到了不同层次的体现。当然，影片不仅呈现了人的多重困境，还叙述了摆脱困境的努力，即使这种努力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也足以唤起观众对普通人生存的关注。

一、世俗人生与生活困境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的文艺界，群体的政治意识一直作为叙事中心，衣食男女等自然性存在被边缘化。然而在现实中，物质化、欲望化的生活才是最具生命力的因素，才是生活存在的本真状态。《没事偷着乐》《本命年》《菊豆》这三部影片正体现了市场经济文化生态语境下电影叙事的创作转变，最重要的表征是对包含衣食住行、性欲在内的形而下需求的挖掘。与意识形态化的群体生活不同，这三部影片镜头记录的都是被传统文化长期遮蔽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群人物，他们受意识形态化的影响较小，拥有稳定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没事偷着乐》的主人公是普通工人，《菊豆》的主人公是农村小媳妇、染坊小老板和雇工，《本命年》的主人公是劳改释放犯、逃犯、混混、歌女，他们都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平民百姓。这些小人物的苦难是世俗的，是庸常的，没有负载重大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植根于中国的现实背景中的角色人生，其实就是每个中国人的人生体验。进入现代以后，生活世界开始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人的生存状态变得晦暗不明，人需要努力寻找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而寻找的主题可以是宽阔的生活空间、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正确的价值理想。

《没事偷着乐》整个影片的焦点是“房子”，房子是中国人身体的居所和人伦情感的聚集地。影片首先印入眼帘的是“鸽笼”般的生活空间，八口人拥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平顶屋里，老人睡在箱子拼凑的床上，主人公张大民生活在家庭责任与现实处境的冲突之中，承受着生命中难以言说的隐痛与无奈。这种苦难褪下了经典苦难叙事的神圣外衣，它以其真实性与持续性嵌入每个中国平民家庭之中，压迫着人的生活。主人公不断处在各种困境之中，结婚生子、安排住房、生病死亡、下岗失业，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人与事看似平常，却在日积月累中增加了生命的重量，使生存的本能成为人生的理想。生活的真相以清晰的视觉画面呈现在观众面前，在绵密细致的叙述节奏中，观众不仅是一个旁观者，而且成为一个体验者、反思者。《本命年》里的城市是一个令人陌生的空间，李慧泉和他所接触的人在欲念的支配下游离在这个空间内。破旧的院子、幽暗的小屋与咖啡馆、大饭店处在鲜明的对比中，形成了主人公陷入新与旧的裂缝而无法摆脱的生存环境。而《菊豆》中的主人公都生活在古老的、封闭的四合院，在滋生着罪恶与欲望的空间中爬行。这些人物的生活空间是如此的逼仄，个人只能蜷缩在狭小的洞穴里舔舐自己的伤痛，甚至对于菊豆这一类无经济地位的农村妇女，都无法拥有对身体的自主权，只能任由父权意识形态在物质性的身体中肆意横行。

生存空间的封闭性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符号化的人物和封闭的活动空间抹杀了新事物产生的可能性以及建构自我的能力。不管是《本命年》中的李慧泉与其他人物的交往，还是菊豆与丈夫杨金山的“夫妻”关系，都一直处在阴暗的、灰色的叙述之中，人际关系异常紧张。人物最深刻的伤痛是本能的压抑，性欲的无处宣泄造成了菊豆与天青的嫂侄乱伦、李慧泉的性扭曲等一系列悲剧，这无疑加剧了生存的沉重感。信念的缺失是生活在三部电影中每个人物的常态，这三部影片中的主人公或在日常琐屑的生活场景中磨损了前进的志气，或是在情欲的膨胀中迷失了自我，或是在商品化时代沦为社会的弃儿，他们没有在困境中建构自己理想价值的意识，也没有付出实际行动的能力。三部影片都配之以冷峻的色调，在人与现实生存困境的紧张冲突中，在可视性的视觉画面与不可视的潜意识的相互映衬中，用隐忍或抗争来展现生命的悸动，这种悸动成为世俗人生的常态。

二、个性阉割与文化困境

人既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又是一种个体的存在，但这两种存在并非始终保持内在的一致，更多时候呈现为一种矛盾状态，矛盾之下经常涌动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