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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美女爱男装

美丽的长裙，修身的套装、晶莹的配饰……这些东西几乎可以算是女性的象征；而男装，即使是在思想极为开放的现代，也不是绝大多数女性想要或敢于尝试的选择。女性穿男装，在现代看来已是另类，那么在封建思想盛行的古代，更应是一种不合伦常的举动。

但是中国历史上却有一个时期，随处可见穿着男装的女性，那就是盛世大唐。

被误会性别的美女

众所周知，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历史遗迹的考察，来真实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但是作为历史的发掘者，他们有时也会闹出一些“乌龙”事件呢！

1952年，有人在西安东郊经五路附近发现了一座墓穴，经专家考证，确认这座墓穴的主人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大太监苏思勗（同勖，读xù）。这座墓穴保存完好，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俑、陶骑俑和动物俑，而最令考古专家惊喜的还是墓内精美的壁画。然而也正是这些壁画，让专家们闹出了一个不小的笑话。

在墓室北壁之上，描画着一个微施淡妆、头顶发髻的丰满贵妇，她身着柔顺长袍，双手在袖中相抱，悠然地站在一处。而她身后，则跟随着一个体型比她略小的侍从，这个侍从戴着幞头，穿着圆领长袍，双手抱于胸前，左手中还持着一个如意轻轻搭在自己的左肩之上，最是普通不过。开始的时候，考古专家们也只觉得这是一幅平常的侍从图，并未将之放在心上。但是随着对唐代墓穴挖掘的进展，考古学家渐渐发现了点问题。

原来，随着大量唐代墓穴中壁画和陶俑的问世，人们找到了大量与那“侍从”有着相似特点的人物，“他”们虽然乍看上去像是男性，但是从其五官的柳眉细眼、服饰的艳丽颜色、幞头下散出的缕缕青丝、长袍下露出的女式裤鞋，以及婀娜的身姿动作等方面来看，不难发现，这些全是穿着男装的窈窕淑女。而那张侍从图，自然也变成了侍女图。

事实上，虽然穿男装的侍女数量从未超出过穿女装的侍女数量，但考古证据却显示，从初唐到盛唐，女扮男装的侍女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唐睿宗的女婿薛儆墓中的石椁上，刻画的19位侍女中，就有7位穿了男装，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1/3，足可见在盛唐时期，女扮男装已经成了一种“流行”与“风尚”。

有缺陷的“胡服说”与“女性自我说”

对于唐朝美女“不爱红妆爱男装”的现象，历史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却仍旧是众说纷纭。

当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有两种：一是“胡服说”，即唐朝统治者出身胡族，尚武善骑射，加上民族融合，两相影响之下，导致唐人喜着胡服，胡服男装更是成为了唐朝女性的“外国时装”；二是“女性自我说”，即唐代妇女地位提高、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增多，男装一方面比较贴身，可以体现女性的曲线美，让女性更好地展现自我，另一方面也比女装更方便行动。

这两种说法都有着自己的道理。在隋唐时期，“胡服”中的“胡”，主要指的是伊朗系统中的胡人。唐朝在贞观四年大败东突厥之后，原本居住在那里的伊朗粟特胡人大量地迁入唐朝都城和北部边境地区；随后，唐朝向西扩张，出征高昌，使西域于阗等国的民众也顺势得以进入中原；与此同时，阿拉伯军队向东出兵，这使得粟特、波斯的伊朗胡人不得不进行东迁。如此一来，伊朗系统的文化和服饰自然也就随之流入了中原地区。

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穿着男式胡服的女奴，被奴隶贩子卖到了中原地区，中原的女性第一次见到了这样的打扮方式，觉得好像也不错，就开始有样学样，扮起了男装。我们现在考古发现的有女扮男装形象文物出土的地点，如长安、洛阳、敦煌等等，当年全是粟特族的聚居之地。

而随着唐朝政权稳定、国家繁荣昌盛、文化融合交汇的成功，使得女性地位提升也的确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在唐朝之前，女性的装束可没有现代这样大胆，千万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古代女装可以像现代女装一样，贴身轻薄又显得身材好，相反，那些繁复的衣服起到的最大作用应该是遮挡。

这一点，从初唐到盛唐引入胡服的变化就可见一斑。初唐时，最早引进的胡服应该是胡人用来遮蔽风沙的“帷帽”和“羃”。前者是在帽子的边缘悬挂垂下一圈直至脖颈的网子，而后者更夸张，是缀于帽檐上的，下垂可以遮蔽全身的纱罩，这两样都是女子用来遮掩身形容貌的东西。而后来，这两样东西逐渐蜕变，女性的脸露出来了，罩子被抛弃了，身上的衣着也大胆起来了，姑娘们再去模仿穿着的胡服，就变成了那些面料柔软贴身，能够彰显身材曲线的种类了。

不过，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缺陷，“胡服说”将“胡族”、“尚武”和“开放”作为基础背景，但北齐、北周、隋朝也有着同样的胡族血统、尚武精神和开放的社会风气，却并没有女性大量穿男装情况的出现；“女性自我说”则是以“男装胡服能够体现女性大胆张扬个性”为基础，但众所周知，盛唐时期，许多女装都低胸敢露，比男装更加大胆开放。因此这两种观点都不能完美地解释唐朝美女爱穿男装的现象。

强势女性与礼教的激情碰撞

由于盛唐的强大和兼容并包，使得它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独一无二的辉煌岁月，因此历史学家在寻找女性穿男装原因的时候，往往都过分关注了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