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监督法院发展与协调——比较研究中的启示.docVIP

公

司诉讼

理由

是什么?

从中外质询制度的比较研究看我国人大怎样监督法院下

4.“执行机关”的含义不一样。某些学者认为，法院和政府同样都是同级人大的执行机关。O1如此把法院简朴地归为人大的执行机关会导致对法院性质认识的混淆。确实，政府和法院都是国家机关，都要履行国家所赋予的职能，都要波及法律的运用，而法律都是全国人大(也包括其常委会)制定的。然而，政府不仅要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以法律形式体现的决定，要执行本级和上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以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形式体现的决定，还要执行本级和上级人大(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一般决策和命令。如《地方组织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权之一便是执行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策。而法院在审判中运用的法律只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以及本级和上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对于人大及其常委会包括全国人大通过的一般决策和命令也无合用的义务，这也是法院根据法律进行审判的职能决定了的。因此，法院这一“执行机关”只能是“执行”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与政府的“执行”不一样。

5.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性质不一样

(1)司法权具有终局性而行政权不具有终局性。首先，就司法权的外部联络而言：《宪法》第

126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因此，司法权所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具有终局效力，其他任何机关都无权变化，包括产生它的人大。虽然出

现错案，也只能通过司法权的内部运作如上诉、申诉等程序进行纠正。因此，司法权对外是独立的，具有

最终效力。而行政权只是对人大通过的法律、法规以及决定、命令的执行权力，人大可以随时对这一执行

权力进行纠正，有权变化或撤销其违法或不合适的决策或命令，因此，行政权不具有终局性。另一方面，

就司法权的内部联络而言：各级法院的审判均由法官根据法律独立审判并由自己签名负责，不向院长请示，

下级法院也不必向上级法院请示，反过来说，院长和上级法院都无权指示本院法官和下级法院对详细案件

应怎样判决。而行政权的行使则不一样样，请示和指示已经成为行政机关内部和上下级之间下属和领导的

办事程序，其行政行为一般都受制于本机关首长和上级行政机关。[13]因此，无论从司法权的外部性还

是内部性联络而言，司法权都具有终局性，在此意义上，行政权都不具有终局性。

(2)司法权的威胁性远不大于行政权。首先，从质询制的产生和逐渐强化历史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行政权的逐渐膨胀和坐大，才产生了议会质询政府以控制和监督政府的制度。行政权的膨胀在我国也不例外。同步也正是基于扶植弱小的司法权这一考虑，西方国家都排除了对法院进行质询。另一方面，司法权是被动的，而行政权是积极的。由于法院实行不告不理，只要公民没有起诉至法院，法院对于公民的权利可以说主线没有侵害的机会。而行政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积极行使的，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无所不包，从概率上说，行政权侵害公民权利的机会大大增长。再次，行政机关拥有诸多权力和大量社会资源，司法机关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却少得多。“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力量与财富，不能采用任何积极行动”。[14]因此，司法权比较行政权而言威胁性很小。

6.宗旨和目的不一样。行政机关以“效率”为宗旨，执行某项法律或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增进社会利益

和增进社会的进步，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积极性的。司法机关则以“公平”为其宗旨：目的是保障

个体得到公平的看待，从而防止再起诉讼，是消极的。

综上所述，由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性质存在着的诸多不一样，以及法院与人大和政府与人大这两对关

系也有很大差异，决定了我们不能由人大可以质询政府这一制度就当然地推演出人大也可以质询法院。

六、人大不应质询法院

(一)怎样处理“反多数难题”

美国宪政学者提出的“反多数难题”是指，立法是多数人民意志的体现，而美国法官则可以根据自己

对宪法的理解来鉴定它违宪无效。就美国的宪政实践而言，确实提出了令人困惑的悖论：非民选法官往往

比民选的立法机构更好地保护了民众的权利。据学者分析，原因在于：一是付诸于民意代表(立法部门)。

成本太高，由于立法部门往往是国家机关中效率最低的；二是政治考虑最简朴的措施便是付诸选票，成果

就会出现美国人最紧张的“多数暴政”。[15]

中国尽管不存在美国式的法院和国会分权与制衡，但同样存在这一“反多数难题”,即作为民选机关

的人大无权变化非民选法官所作的判决或裁定。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立法机关是民选机构，代表

民意(公意),因此，他们制定和执行法律时考虑的一般是社会正义，或者说是大多数人的正义，目的是为

了增进社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