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如何穿梭于商业和意识形态——从《集结号》叙事的意义看中国当下电影生产.pdfVIP

文艺研究年第期

20088

艺术如何穿梭于商业和意识形态

———从《集结号》叙事的意义看中国当下电影生产

胡大平

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形式,电影的发展受到电影特性、政治经济(商业)和意识形态的多重制约。在典型的市场环境中,

主流电影是由这三种力量共同塑造的,从而亦表现为对任何单一力量界限的超越。在当下中国电影从意识形态主导

模式向市场主导模式转型过程中,《集结号》以比较成功的叙事对这三个维度进行了有效的协调,从电影生产的角度

为中国民族电影探索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范例。

一、重新思考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当下的中国电影生产给生产者、观众、研究者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焦虑,人们一直期待实践和

理论能够给民族电影的发展指出一个确定的方向。然而,在反思过程中,很少有人把电影作为一

种现代艺术形式,从而构造深入讨论的起点,而更多地是选取商业或意识形态视角,或者在商业

艺术、意识形态艺术两种类型中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分析。实际上,对“电影的本性”(克拉考

尔语)理解的缺失,可能正是当下中国电影生产者和理论界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这一问

题的存在尽管不是中国当下电影失落的根本原因,但它确实已经成为民族电影发展的瓶颈,因

为,尤其在中国当下的市场经济和意识形态话语处于强势的语境里,对电影本性缺乏准确的把

握,必然会产生探索上的错位,甚至严重迷失。我们看到,完全以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依归、过度商

业化操作、迎合西方电影体制的艺术实验、滥用民族资源的低俗化等做法的盛行,不仅贬低观

众、挑战意识形态和损害商业利益,而且使电影特性成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泛泛地说,当下中国电影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类似问题一样都源自后“文革”时代经济

政治的双重转型。这种转型解除了电影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直接同一性,电影有可能直接面对本

身的特性,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压力开始使电影处于难以回归自身的窘境。如果把传统的电

影生产称为意识形态主导的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艺术是在为政治服务过程中创造经典

的,而把当下新的电影生产方式称之为市场主导的生产模式———艺术必须通过市场确立自身地

位,那么,在新的生产模式中,焦点问题绝不是让艺术简单地服从或服务于利润的规律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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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如何真正地确立艺术本身的自主性。这是因为,以理想类型(韦伯社会学分析术语)来区分

电影生产的主导模式,只是标明影响电影生产的主导力量,而绝非意味着具体的电影生产只受

单一力量的影响,也不意味着只存在意识形态的和商业的两种电影生产类型。实际上,较之意识

形态主导模式,在商业模式中,电影生产面临的难题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也就是说,尽管表面上

看意识形态退出了电影生产的直接过程,商业利益成为最显在的操控手段,但实际上在中国当

下的大环境里,意识形态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离开电影生产,只不过它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被

遮蔽了。所以,在市场主导模式中,对艺术自主性的强调掺杂了更多的意味。

电影生产在商业中如何获得良性循环?如何造就成功的电影产业?表面来看,今天的电影生

产首先必须形成产业,因为只有产业化,生产者才能够通过一部成功的电影来养活下一部,也只

有庞大的产业才能够真正为纯艺术实践提供持续的支撑。应该说,《红高粱》()曾经无意识

1987

①

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那时的我们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之深地遭遇到问题之痛,

沉浸在这部电影所引起的狂欢之时恰恰忘记了问题本身。电影生产必须强调电影的艺术自立,

也就是重视电影的本性问题。当下,在《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