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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伤科疾病导引康复

一、中医学对骨伤科疾病的认知和发展

早在周代，创伤就有“金疡”和“折疡”的分类，《五十二病方》中有开放性创伤并发破伤风的记载：“痉者，伤，风入伤，身信（伸）而不能诎（屈）……强启其口，为灌之。”

到了《黄帝内经》时代，疾病的诊断与分类渐成体系，其中有不少是关于骨伤科的内容。如《灵枢·终始》：“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黄帝内经》还详细描述了痹、痿、厥的病因病机与症状：“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素问·痹论》）；“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素问·生气通天论》）；“项似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结，腨如裂，是为踝厥”（《灵枢·经脉》）；“脉涩曰痹”（《素问·平人气象论》）等。《黄帝内经》还把筋骨痹证按十二经所属而分经论述，明代伤科学派将经络学说作为辨证论治的主要理论依据，这正是《黄帝内经》经络理论的发展。

三国时期，华佗及其弟子开始施行骨科手术。华佗还总结前人经验，创造了“五禽戏”，主张通过功能锻炼治疗骨、关节损伤。

两晋南北朝时期，葛洪发展了危重创伤的诊治技术。对于颅脑损伤和创伤大出血两大危重症，葛洪提出：危重创伤，应让患者安静，禁食、水；颅脑损伤者，若“破脑出血而不能言语，戴眼直视，咽中沸声，口急唾出，两手妄举，亦皆死候，不可疗。若脑出而无诸候者可疗”；大出血者，“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小肠及五脏之腑输，皆是死处，不可疗也”，这些部位都是大动脉或者重要脏器所在之处，葛洪的描述是非常科学的。这个时期，骨折脱位的诊断技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如《肘后备急方》明确将骨折、脱位、开放性感染区别开来，“凡脱折、折骨、诸疮肿”——把骨折（折骨）、关节脱位（脱折）和开放性创伤感染（诸疮肿）都概括了。在骨折中，葛洪提出了粉碎骨折的类型，并且骨折都有“筋伤”和骨折移位等并发症。

隋代，《诸病源候论》记载了“金疮病诸候”，其中有外伤伤及内脏、颅骨骨折并发脑损伤等危重症。《诸病源候论》还进一步将开放性创伤感染的不同阶段症状做了描述，分别是“金疮初伤候”“金疮伤筋断骨候”“金疮成痈肿候”和“金疮久不瘥候”，即将创伤分列为早期、化脓感染期、慢性骨髓炎期，这是诊断技术的又一个进步。《诸病源候论》同时又是最早详细描述“伤筋”证候和治法的文献，如其在“金疮伤筋断骨候”中记载：“夫金疮始伤之时，半伤其筋，荣卫不通，其疮虽愈合，后仍令痹不仁也。”

唐代蔺道人对骨折脱位进行分型分类诊断。他称创伤为“伤损”，把骨、关节损伤分为骨折和脱位，把骨折分为开放性骨折和闭合性骨折两种，并首次提出新鲜骨折和陈旧性骨折的概念，“凡损，一月尚可整理，久则不可”（《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他记述了颅骨骨折、肋骨骨折、股骨骨折、胫腓骨骨折、前臂骨折、指（趾）骨骨折的诊断和治疗，奠定了骨折分型分类诊断的基础。蔺道人还首次描写了肩关节脱位和髋关节脱位，并提出髋关节脱位有前脱和后脱两大类型。在诊断检查方面，蔺道人最先总结了手摸心会的检查法，即通过“揣摸”“捻捺”“相度骨缝”达到“认损处”的目的。

唐代把创伤骨折的治疗归属于按摩师主管，这说明了骨折的治疗必须与导引按摩密切结合。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里介绍了按摩和功能锻炼的方法，即“老子按摩法”，“两手空掌反背上，掘脊上下三遍。两手反捉，上下直脊三遍”，这样来锻炼腕、前臂、肘和肩关节的功能。《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也极重视伤肢固定后的功能锻炼，提出：“凡曲转，如手腕、脚凹、手指之类，要转动，用药贴，将绢片包之。后时时运动，盖曲则得伸，得伸则不得屈，或屈或伸，时时为之方可。”这些经验是十分宝贵的。

宋元时期，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通过局部组织的表现及骨折皮损的情况来辨别伤情轻重，如书中写道：“诸用他物及头额、拳手、脚足、坚硬之物撞打痕损颜色，其至重者紫黯微肿，次重者紫赤微肿，又其次紫赤色，又其次青色。”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在骨折和脱位的诊断上继承蔺道人等人的经验，首次系统地将四肢骨折和关节脱位总结为“六出臼，四折骨”，“六出臼”指四肢肩、肘、腕、髋、膝、踝六大关节脱位，“四折骨”指肱骨、前臂骨、股骨、胫腓骨四大长骨骨干骨折。他最先记载了肩关节脱位有前脱位和盂下脱位两大类型，足踝部骨折脱位分为内翻和外翻两大类型。此外，他还最早记载了脊椎屈曲型骨折的症状。正是由于危亦林等人的推动，骨伤科学在宋元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另外，宋代的《医说·颠扑打伤》生动形象地介绍了导引疗法，并介绍了脚踏转轴帮助关节恢复功能活动的锻炼方法，这是较早的利用器械进行锻炼的记载。

明清时期，医家在治伤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导引疗法。《杂病源流犀烛》《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等在叙述每个病的方药治法后也附以导引法，而《医宗金鉴》总结的正骨手法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