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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中的礼物流动——以苏州上方山庙会为例

中国作为一个礼俗社会，礼俗互动是千百年来国家与地方分立结合的重要体现。作为中国社会中的自我表述，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表现出多主体的建构特征。*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其中既有从上到下的移风易俗，又有自下而上的因俗治礼。礼俗语境的嬗变与民俗活动、尤其是庙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将地方庙会纳入到王朝祭祀体系当中，循俗入礼，或是认定为“淫祭”进行打压。近代以来，在民主科学和救亡图存的语境之下，礼与俗划分为对立的二元，高喊“庙产兴学”口号*邰爽秋：《庙产兴学问题》，中华书报流通社，1929年。，以改风易俗来唤醒民智。建国后，以敬拜为核心的庙会则基本消失，庙会一词取“会”而弃“庙”，被主流意识形态赋予新的意义和内涵，成为文艺宣传的工具。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主流话语先后对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的遗产学等内容松绑，力挺庙会之于地方的重要性*岳永逸：《宗教、文化与功利主义：中国乡土庙会的学界图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试图挖掘庙会蕴含的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使其成为地方发展和个人政绩的显现。在一大批庙会和政府合流复兴的过程中，“大政治，小民间”的社会秩序逐渐消解，历史更为悠久的乡土自治传统日益发生着重构与复兴*张士闪：《“礼俗互动”：当代国家正与民间缔结新契约》，《联合日报》2016年4月12日。，体现在庙会中是神圣空间秩序的自发性构建和国家权力的让渡，香客组织成为当下乡土自治的一个典型缩影，延续着中国历史悠久的礼俗传统。

关于“物”的研究是国内外研究庙会的切入点之一，分散在不同主题之下。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主要从物的视角出发，将物人格化为庙会现场的掺乎者,能动的物也应该是研究乡土庙会与宗教的基本视角。观察和呈现当代中国民众的信仰实践和庙会实况，并力图从庙会中物的辩证法来拓展关于物、乡土宗教和庙会的既有认知。*岳永逸、王雅宏：《掺乎、神圣与世俗:庙会中物的流转与辩证法》，《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3期。对交换之物的研究最早由英国功能主义学派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他基于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库拉”交换习俗的研究，提出了原始礼物交换遵循的基本规律。[注][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张云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0页。在其启发之下，莫斯对几个典型民族地区的交换和契约展开研究，在《礼物》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原始社会的根基在于礼物，即“交换和契约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理论上这是自愿的，但实际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注][法]马塞尔·莫斯：《礼物》，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3页。。其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礼物之灵(hau)，即赠送者在礼物中所附带的灵魂，迫使受礼者做出回报，因为送礼者送出的是其精神的一部分，不回赠不仅不合法，而且不应该保存他人的灵魂。这一概念说明了礼物交换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人与人之间精神层面交流的过程，礼物交换的过程打破了原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初的隔绝状态，该过程即完成了人与人之间精神和情感方面的交流，也完成了社会关系的互动。

本文依据苏州上方山庙会的田野调查，从供品流转和仪式表演的视角，对这一庙会自组织秩序的构建做如下的探讨：一、围绕着礼物交换的流动，上方山庙会在复兴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一套承载着民间道德观念、精神需求、价值体系等内容的群体行为规范，由民俗活动衍生出民间庙会礼制的规范；二、庙会中礼的规范将人群划分在不同信仰圈层，引导并规制其行为，最终统一在民俗活动当中，推动自组织庙会的传承和发展；三、在主流话语体系下，庙会中的礼俗互构仍是“俗”的存在，只有给予民俗更大空间，才能更好地推动地方礼俗传统的复兴。

一、“汤斌毁祠”与“借阴债”传说

苏州上方山庙会历史悠久，据田野访谈资料，庙中之塔建于唐宋年间，庙会供奉五通神和太姥娘娘。五通神又名“五显”“五方”，说法众多，有香客称其为“太姥娘娘”的五个儿子，亦有说是朱元璋抚慰五个将士所建，有五鬼之说。太姥娘娘据传是唐朝年间的一位女将军。由此可见，上方山庙会中的五通神在民间的形象并不统一，有善神之说，亦有恶神之说。从文字记载来看，“五通”一词最早出现在唐朝，柳宗元《龙城录·龙城无妖邪之怪》中记载说：“柳州旧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发蔭易衣，尽为灰炫。余乃为文醋诉于帝。帝恳我也，遂尔龙城绝妖邪之怪，而庶仕亦得以宁也。”[注](唐)柳宗元：《大唐新语·龙城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到北宋时已有小规模的关于五通神祭祀活动，如《邵氏神祠记》中就记载说：“建昌治城北有民邵氏，世奉‘五通’，祷祠之人日累什百。景祐元年冬，里中大疫，而吾家与焉，乃使人请命于‘五通’。神不能言，决之以竹杯校。时老母病不识人，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