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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时代的墓志及其周边

序言

在近年石刻研究的高潮中，对于五胡时代的墓志，诸研究者在搜集实例的同时，也开始了关于墓志特质的研究①近年来兼平充明和张铭心氏的相关研究。兼平充明：《書道博物館蔵〈後秦呂憲墓表〉について》，《明大アジア史論集》第7号，2002年，第63～81页。张铭心：《十六国时期碑形墓志源流考》，《文史》2008年第2辑，第37～54页。。此外，随着中国国内发掘调查的进展，各地不断出土新墓志，针对这些墓志的个案研究也不少②“五胡”时代史研究以三崎良章和町田龙吉氏为代表。三崎良章：《〈大夏紀年墓志銘〉に見える“大夏二年”の意味》，《早稲田大学本庄高等学院研究紀要》第20册，2002年，第19～25页；《五胡十六国の基礎的研究》，2006年，東京：汲古書院。。笔者也曾经发表过相关论文③關尾史郎：《遼寧出土、“五胡”時代墓記考釈——〈東晋永昌三年正月李廆墓記〉ならびに〈後燕建興十年崔遹墓記〉とめぐって—》，《環日本海研究年報》第11号，2004年，第55～62页；《甘粛出土，魏晋時代画像磚および画像磚墓基礎的整理》，《西北出土文献研究》第3号，2006年，第5～26页。前文受到了三崎良章氏严厉的批评，若有机会我想做些修正。，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所谓的研究高潮都是石刻研究，而不是墓志研究。也就是说，石刻的墓志，只是墓志的一部分，而并非全部。例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以及雅尔和卓古墓群等，出土了少量的墨书、朱书以及数量极少的用木板书写的墓志④五胡时代至高昌国时代的墓志集成正在编纂。。如果将吐鲁番出土墓志作为一个史料群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话，那些非刻写的墓志，甚至极少量在木板上书写的墓志都应该与刻写墓志等同对待⑤这时，也有《高昌延昌八（568）年十月张武儁妻翟氏墓表》（67TAM90:27〈写·录〉【侯·吴（编）2003:107～108】），《高昌延寿十四（637）年五月唐憬海妻王氏墓表》（64TAM）〈写·录〉【同前：391～392】）等。。也就是说，从书写（刻字）材料这个角度看，吐鲁番出土墓志与石质墓志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墓志类型。在吐鲁番出土墓志的研究领域，白须凈真先生的系列研究成果⑥代表成果有——白須凈真、萩信雄：《高昌墓磚考釈》（1），《書論》第13号，1978年，第177～198，第169页；《高昌墓磚考釈》（2），《書論》第14号，1979年，第168～192、52页。白須凈真：《高昌墓磚考釈》（3），《書論》第19号，第155～173页。，至今还有很高的评价。而从《高昌墓砖考释》的题目，也可知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塼和砖，把木质的墓志给忽略了。

至今为止，“墓志是什么？”這一本质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定义⑦除此以外，福原启郎氏还认为要解决墓志的起源问题很困难。福原啓郎：《西晋の墓誌の意義》，礪波護編：《中国中世の文物》，1993年，第351～365页，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本稿中，墓志的定义，尽量采用广义的解释，即书写有被葬者生前姓名等信息，以及表彰等内容的随葬品⑧例如《広辭苑》的“墓志”条释义为：①“写在墓石上记录死者事迹等的文章”，②“记录死者事迹并与棺共同埋葬的金石”。①和②的不同点并非很明确，区别在于记载死者事迹的载体是“石”还是“金石”。，但并不是说，所有传达给后世的包含有与被葬者有关的信息的随葬品都是墓志。笔者认为，这样的随葬品与墓志的异同，还是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首先对“五胡”时期的墓志进行整理，并对其特质进行确认。其次，对不包含于上文所说“墓志”范畴内的各种随葬品进行探讨，确认这些随葬品与墓志的异同①本文是平成20年度科学研究费辅助金·基盘研究（B）《出土史料魏晋南北朝史像再构筑》（研究代表者：伊藤敏雄，大阪教育大学教授）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主旨的一部分，在韩国首尔大学人文学研究院的招待演讲“东亚古代地域研究的视点”（2008年9月29日，韩国首尔大学人文学院）陈述过。想在此对讲演中没有肆无忌惮发表评论的首尔大学校方，以及提供重要数据的三崎良章先生，一并表示感谢。。

1.墓志

正如诸多研究者所说，五胡时期墓志的特征之一，是其形状均为碑形。近年，张铭心氏将它们统称为“圆首碑形墓表”，解明了墓志的特质及其起源问题②张铭心：《十六国时期碑形墓志源流考》。。张氏探讨的“圆首碑形墓表”，包括北魏时代的1件，一共有8件③关于⑤，之前已经介绍并且讨论过了。關尾史郎：《〈西涼嘉興二年十二月李超夫人尹氏墓表〉について—〈五胡〉時代石刻ノート（2）—》，《環日本海研究年報》第12号，2005年，第55～62页。。

①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十一月梁舒墓表

②前秦建元十六年（380）三月梁阿广墓表

③后秦弘始四年（402）十二月吕宪墓表

④后秦弘始四年（402）十二月吕他墓表

⑤西凉嘉兴二年（418）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