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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略墓志》通兰亭

以元魏墓志为代表的魏碑体，处于中国书法演变过程中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阶段。北魏墓志书法最繁荣鼎盛的时期是孝文帝迁都洛阳的魏太和廿年（公元496年）到北魏彻底分裂的西魏文帝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在这近40年的时间里，北魏墓志书法大体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刊刻意味强烈、风格相对单一，即如包氏所说的“具龙威虎震之规”。此期风格与造像题记如出一辙，极为接近，如《元桢墓志》（公元496年）、《元简墓志》（公元499年）等。后一时期为书写笔意浓厚、书写风格多样的技法圆熟期，較前期而言少了几分匠气，多了几分清逸，更多地具有了人情味。其中，《元略墓志》（公元528年）就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清逸流畅、笔致遒丽，幽默、率真是其最大特点。

意趣盎然

《元略墓志》全称《魏故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徐州刺史太保东平王元君墓志铭》。志文正书共34行，行33字。北魏建义元年（公元528年）刻，1919年在河南洛阳安驾沟出土，志石下半部稍有断裂残损。此志曾归固始许氏、武进陶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谛观此志，可以看出，刊刻者抛开书丹与界格之限制，自由运刀、以刀代笔、因字立形、缘形取势，从而使得整幅作品气韵飞动、错落有致、变化无穷，绝无半点匠气与程式之弊。而以刀代笔之灵动，更加体现出书写的笔意与情趣，使得有些笔画或庄肃或诙谐，或矜持或率真。较书丹之迹或曰有过之而无不及耶？就金石味而言，恐书丹之迹差之远矣！

轻重缓急驾驭有度

说其具有书写笔意，实为刊刻之意，这正是《元略墓志》的最大亮点，用“以刀代笔”来形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所谓代笔，就是用刀去“写”，是在刊刻的前提下，要体现出书写的特征。简单地说，就是把起笔、收笔、轻、重、缓、急等都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特征在《元略墓志》中比比皆是。

如“溢”字，起、收笔不言而喻，就行笔的轻、重而言，三点水处理得略重，使整个字左右力量均衡。该字右边的“益”字，中间撇与点处理得较轻，使其中间活泼疏朗，而下边的皿部，所占比例略重，从而使其重心更加平稳。行笔之缓急处理得尤为精彩：三点水之第一点稳而缓；第二点与提相连由缓而急，出锋干净利落；进而刻一小点，笔势连贯，笔断意连，又是一轻落笔缓缓收住。右上一小撇，起、收笔准确到位，其再与横撇相续，虽断犹连，横撇亦是缓起急收，速度略快。紧接又一小点收稳，此点虽小，不足针眼，但方起、尖收之形毕现，精准之极也。最后下写一“皿”字，略作夸张，变扁为长，稳稳撑住。

关于缓、急之态，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诸如“義”字之斜撇，承自戈钩，行笔略快；“訓”字之最后一竖，承自川部第二笔，且笔意非常明显，使得最后一竖起笔略弯；“周”字之横折钩，横折较慢，变为竖时，由缓至急，使得中间出现虚笔，这是在均速刊刻的情况下所不能的。这与有些学者认为“魏碑在刻凿的时候，是很难去关注所谓笔法的，中段线条要一刀刀刻出”的情形是相悖的。当然这种情形是存在的，比如，龙门二十品中即可找到佐证。但在稍晚些时候的碑版、墓志中，能体现出笔法的作品也是有的，且多为精品（指其艺术含量）。正如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先生所说：“如习行草，能将《元略》入门，庶可得三昧。”可见《元略墓志》的用笔在轻、重、虚、实、缓、急的驾驭上，可谓精妙之极也。

吴先生还认为：“《元略墓志》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结构似不同，实则由质而妍，亦自就趋势。颇怪称北魏者必与二王分门户，而使汉隶并。故宗是说者，其书法亦终不能悟古今之变也。必为朴拙之形，乃益增丑怪之相。”

相通兰亭

这里有两点值得大家注意：一是《元略墓志》的书法发生了由妍而质的变化。何为质、妍？质者，质朴；妍者，妍美也。可见吴玉如先生所言即是。《元略墓志》较北魏初期的碑版、造像而言，确实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因为时代发生变化，风俗发生变异，正如孙过庭在《书谱》中所云：“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元略墓志》所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种崇古而不背离时代的风尚，趋今而又没有时代的弊病，符合时代的审美要求。

二是《元略墓志》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这着实令人费解。在我们的印象里，墓志书法大都比较工整，而《元略墓志》却打破这一僵局，极具艺术表现力。我们仿佛能从其刀锋中窥见那飘逸散淡的魏晋风流。现将《元略墓志》与《兰亭序》中有代表性的字作一比较，或许能给大家传递一些信息。

如“朗”字点的起笔，顺锋而入；“斯”字的长横，顿笔而行，斤部的长竖，顺势而下，悬针出之；“領”字的长撇，露锋起笔，再由重至轻逐渐收笔；“類”字頁部的短横顺势起笔略顿，转而撇竖相连，行笔十分流畅；“今”字长撇的起笔与收笔与《兰亭》笔法十分相似，甚至笔画的弧度与力量感完全相同，收笔也极其圆润凝厚；“之”字的长捺一波三折，起笔略顿，中锋行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