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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祭祖热”对父权文化的“传承”

祭祖是敬拜、祭祀祖先之意。根据祭拜仪式的规模大小，祭祖可分为官方祭祖大典(公祭)和民间祭祖(家祭、族祭等)两种类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祭祖发挥着凝聚民众、团结家族和民族力量的重要作用，具有强大的教化功能，是维护宗亲伦理、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力量之一。20世纪初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祭祖虽经历了一个低潮阶段，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和传统文化复兴的影响下，祭祖因其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重新受到广泛的关注。不仅民间扫墓祭祖日益兴盛，各地政府也在对祭祖给予肯定的基础上举办各种祭拜大典，社会上已然刮起一股“祭祖”的热潮。

然而，对于祭祖，人们集体无意识地忽视了它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复制和强化，忽视了它对当代性别不平等文化的建构作用。遍地开花的祭祖活动形成和发展于父权制的土壤中，作为一种文化习俗已被打上时代的烙印，男性中心的父权文化已深深渗入祭祖的文化内涵，祭祖又反过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维系和建构着这种性别等级秩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悄然传播着落后的性别文化。因此，面对不断升温的“祭祖热”，我们很有必要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和分析，并作一些“冷”思考。

一、“祭祖热”与社会性别分析视角的确立

(一)“祭祖热”盛况透视。近年来，全国各地各种祭拜活动此起彼伏，相继掀起了一波“祭祖热”，查阅有关祭祖活动的新闻报道，就足见其盛行度非同一般，具体表现如下:第一，规模大。尤其是公祭活动参加人数很多，少则几百，多则几万人不等。据报道，2012年3月29日的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祭祀大典，就有1万多人参加祭祀仪式;9月28日在湖南省九嶷山举行的公祭舜帝大典更有3万人参加。第二，规格高。公祭活动一般由当地政府举办，社会各界名流踊跃参加，即使是民间祭祖活动，很多也会邀请政府官员或社会名人作为嘉宾参加。如湖南的公祭舜帝大典就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4月4日陕西公祭轩辕黄帝典礼，由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等领导都出席了公祭典礼。第三，投入多。一次大型祭祀活动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据报道，上述陕西轩辕黄帝公祭大典中的一个节目《告祭乐舞》就有550人参加演出;陕西的黄帝陵总共进行两次整修，共投资了2.8亿元;2007年，湖北省十堰市的国家级贫困县竹山县号称投入1500万，塑造了18米高的女娲雕像。第四，影响广。各媒体纷纷参与报道各种祭祖大典，一些以其为核心打造的系列文化活动持续一个多月，在海内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有的甚至已成为一个地区对外宣传、发展经济的黄金名片。

(二)社会性别视角分析“祭祖热”的意义。社会性别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中形成的一个概念，自产生以来，其概念和理论不断丰富，现已发展成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被认为是达到两性平等的新的概念方法，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联合国人权框架下实现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的主要战略和手段。”［1］社会性别理论倡导两性的平等，强调社会性别不同于生理性别，分析了性别差异产生和延续的机制，认为社会文化因素是性别不平等产生的根源，人们对性别角色和差异的认识是社会建构的动态过程，因而也是可以改变的。

性别的社会建构论是社会性别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亨德森(Henderson，K.A.)曾指出:“社会性别的意义是社会地建构的，我们中的每一分子均被纳入这种建构，因此，社会性别是指一系列社会建构的关系，它产生及并再现于人们的行动中。”［2］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观念等都是建构社会性别的重要力量，其中，性别的文化建构指明了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习俗对于性别概念和行为规范建构的意义。人类学家米德通过对新几内亚三个部落的考察，揭示了性别文化建构的差异性［3］，她的研究表明，不同的部落之间，两性关系秩序完全不同，不同的民族文化对性别角色的规范不同，又通过不断地制造性别差异将两性角色定型和制度化，社会性别是被社会文化、习俗所建构的产物。

祭祖在各种仪式和禁忌中规定了男女性别之间的一整套思想和角色差异，对男女两性有着不同的认同和行为期待，既体现了传统的性别文化，又和其他社会文化制度一起形成强大的力量，共同建构着现代男女的两性观念和行为。由于传统的性别文化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文化，体现的是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以及男性的霸权和支配地位，祭祖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兴盛自然承载了不平等的性别角色规范。面对如此兴盛的“祭祖热”，我们必须重视其对当代社会性别观的建构功能，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来反思、剖析其对父权文化的维持机制，警惕和防止祭祖对不平等性别文化的复制、传播和强化，促进性别与社会协调发展。

二、祭祖对父权文化的“传承”逻辑

父权文化是在父权制社会中形成的一套“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男贵女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