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人“祭祖诗”的认知与价值建构作用.docVIP

《诗经》周人“祭祖诗”的认知与价值建构作用

周人通过“祭祖诗”追忆先祖，实现族人自我认知和异姓诸侯认知的意图，建立了以“德”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确认了周王朝的合法性。以“德”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也同时造成了周代后人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他们需要通过祭祖、求德来消解这种焦虑。

祭祖诗；认知；价值建构；合法性

《诗经》中周人追忆祖先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雅中叙述先祖创立国家基业的诗歌；一类是周颂中祭祀祖先时的颂美之词。《诗经》中的雅、颂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系统，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在祭祀活动中二者往往配合使用，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仪式功能。[1](145-233)所以本文所讨论的“祭祖诗”并不局限于专职祭祀的“颂”诗，而是将雅、颂两部分中有关周人追忆祖先的诗歌既区别又联系地对待，以揭示“祭祖诗”在周代文化背景下的认知与建构作用。

周人“祭祖诗”中，大雅部分的《生民》、《公刘》等诗歌叙述周人祖先事迹，主要承载的是周人族群自我认知功能；颂的部分祈求上天与祖先降福给后人，承载的是价值体系建构功能。而认知与价值建构共同要解决三个问题：我们从何而来、我们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何在以及我们将何去何从。其中最关键的是“合法性”问题，周人正是通过“祭祖诗”的认知与建构作用来消解政权合法性的焦虑，从而完成自身的文化建构。下面我们将分祖先之功、先王之德、后人之敬三部分，来分析“祭祖诗”是如何以化解“合法性”的焦虑为核心，实现其认知与建构意图的。

一、祖先之功

大雅中《文王》、《大明》等篇目，一般被认为是“周代史诗”，①是周人追忆祖先的诗篇。我们从叙事主题的角度大致可以提炼出四个主题：诞生、迁徙、建造与战争。如《生民》讲述了民族始祖的诞生神话和种植技术的发明，《公刘》则追忆周人在公刘的迁徙和建造进而定居芮水泮的事迹。《皇矣》记述了太王开辟岐山，文王伐密等。这些对祖先功绩的追忆，是周人自我族群意识的体现，解决的是我们从何而来的问题。这些诗篇让周人将自己的族群纳入到了一个可认知的时间系统当中，并给祖先的行为赋予了价值的意义，也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德”。

姚际恒在阐释《皇矣》时有这样的论述：“推原其所生以见其为圣也。”[2](490)认为诗歌中推尊后人的地位是从推尊其先祖来认定的。在其他诗篇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如《大明》中这样描述：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诗人”认为正是由于挚国任姓仲女与他的丈夫王季只做有德的事情，所以才生下了文王。而文王德行很好，侍奉上帝小心翼翼，所以四方国家才纷纷附归。《思齐》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誉髦斯士。

诗篇通过推尊大任、大姒以及宗公先人之德，来推导出后人之所以有所成就的原因。在这样的叙事中，周人子孙将自己与祖先，将祖先与后人，将自我与后人通过“德”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周人对自己祖先的追忆，不仅是客观行为的自我认知，还是具有自我价值认同的自我认知。

二、先王之德

《诗经》中周人“祭祖诗”在追忆祖先时，不仅用“德”为祖先的行为赋予价值意义，而且“德”实际上已经成为周人新天命观建构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赵沛霖先生对《诗经》中祭祀诗进行考察，发现“在祭祀祖先的诗歌中，以祭祀文王、武王的为最多，二者合计共9首，约占69%。”认为有关文王、武王祭祀诗较多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思想观念方面“强化一种刚刚出现的新的宗教哲学思想——天命观念。”这种新的天命观念便是“天命靡常，唯德是服”。[3]

“德”是周人政权得以存续的依据。这样，“祭祖诗”中对祖先之德的推崇，其重要性就不仅仅在于自我认知，更重要的是使他人认知，让他人认同。下面通过分析《文王》一诗的解释倾向与颂诗中言“德”时的语言的特点来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从《文王》一诗所解释的可以看出，从“文王在上”到“在帝左右”讲的是文王受天命，要解释的是文王开创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从“亹亹文王”到“不显亦世”讲的是文王之德惠及后世子孙，要解释的是作为祭祀者所处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从“世之不显”到“文王以宁”讲的是现在的政权有贤臣辅佐，也同样是解释现在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从“穆穆文王”到“侯于周服”讲的是殷商子孙臣服于文王，并且解释了殷商臣服于文王是因为文王有德而天受命。从“侯服于周”到“骏命不易”则讲殷商之所以灭亡的原因，认为“天命靡常”，而殷商没能修其德而克配上帝。最后一章，则是周人自警之词。纵观全诗，诗歌通篇理都在解释，孙矿云也说此诗“全只述事谈”。[4](861)并且诗歌最后的一句话落脚在“万邦作孚”，体现的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