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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单”的弦外之音

一

所谓“祭祖单”，是指每年农历7月15日按照民俗给已经作古的亲人奉送祭品的名单，记载着已故者辈份、名号和生者辈份、名号，是研究某一历史时期道德伦理以及祭祀人家族的真实依据之一。

就我所知，见到过一百年以前的祭祖单的还没有，可见我收藏的曾国藩家族的“祭祖单”独一无二。

我藏有的“祭祖单”是曾国藩次子曾纪鸿之子、曾广钧兄弟及其妻儿子女为已故亲人们奉送祭品的。这份“祭祖单”竖排68行，长120厘米，书写楷字近八百，可谓“庞大”。“祭祖单”为古旧蝉翼宣纸，楷书工谨，一看便知出自工于书法之人的手。

这份“祭祖单”同所有“祭祖单”一样，都是封建迷信的产物，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和民俗史实物。

历朝历代流行的“祭祖单”都是随同纸钱一道烧化的，但大户人家为下次祭祀时不至于重新花时间排列已亡人和未亡人的次第辈份而徒费时间，一般是留存一份底稿的。

明清时期的“祭祖单”，尤其是历史名人家的“祭祖单”能保存至今的，在此之前倒还闻所未闻。曾家的这份“祭祖单”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恐怕得力于哪位公子小姐随手将它塞进书堆之中，这才使得它百年无恙。

这份“祭祖单”究竟写于什么年代呢？从祭祀人姓名辈份排列可以看出，其中“降服男曾广铨妇李氏敬焚”所指的李氏，患病死于1918年；“侍姬华氏敬焚”所指的华氏，患病死于1918年；“妇郭氏（曾纪鸿之妻）敬焚”所指的郭氏，患病死于1916年。这就是说，“祭祖单”一定写成于1916年以前。又从“祭祖单”上可以发现，其中“曾孙男曾宝桦、曾宝楗敬焚”所指的曾宝桦、曾宝楗的名字明显看得出是后加的，他们都出生于1906年，也就是说，“祭祖单”写成于1906年之前。1906年祭祀时找出“祭祖单”底稿重抄时，又增补了当年出生的两个孩子的名字，这在逻辑上说得过去。之前之后到哪一年呢？“祭祖单”上的“伯考惠敏公（曾纪泽）伯妣刘太夫人（刘蓉之女）冥中受用”之刘氏夫人死于1903年。也就是说，“祭祖单”应当写成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之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之前。

屈指算来，这份“祭祖单”传世至少已有100个年头，一个世纪，不能不说是一件“老古董”了。

二

接下来的便是这样一个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100年前的“祭祖单”在封建礼教的范畴之中同当代民俗中的“祭祖单”有什么不同呢？细细分析便可看出，古今“祭祖单”几乎一脉相承，唯一的区别在于，曾家的“祭祖单”上溯到高祖曾星冈，祭祀人则填写到“元孙”为止，整整5代。其中同辈已亡、未亡人次第排列其中，光人名便总计达50多个，不厌其烦。当代“祭祖单”往往极其简单，往往同辈人为同辈人奉送祭品，下辈人为上辈人奉送祭品，很少有上溯三四代的。这说明，古代封建伦理的影响是深远的。

曾家“祭祖单”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富贵人家妻妾成群是普遍现象。

祭祀人名号序列中，有曾广钧的一妻四妾、有曾广镕的一妻一妾、曾广钟的一妻一妾。不仅如此，男尊女卑和元配、继配分得十分明确。如曾广钧的一妻四妾，“祭祖单”上的排列顺序是“原配、继室、侧室”，一点也不含糊，在家中的地位一目了然。同辈也分列“侄男，侄女”两条，反映了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和作法。

曾家这份“祭祖单”开列的曾纪鸿的孙子名字，有宝檆、宝权、宝柟、宝杭、宝桓、宝桦、宝亿、宝楗、宝龄、宝荷、宝咸、宝荪和宝彩等13人，但今天的历史学家们编撰的曾国藩家族有关书籍，除了曾宝荪之外，却全是“昭”字居中，即曾昭权，曾昭……不知是修家谱时改正的，还是误传的，我久久地思索着这个问题。几天后重翻有关资料，注意到清康熙皇帝曾经下旨赐曾姓的统一辈份派语为“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纪广、昭宪庆繁祥”，道光皇帝时又补赐“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杨”，唯独没有这个宝字。也就是说，曾国藩的曾孙们一律用宝字起名，是没有按祖训遵圣旨行事的。

曾国藩的这批曾孙女出生年月多在1893年至1918年之间，正是风雨飘摇的光绪、宣统和民国初年，他们都是曾纪鸿的孙子女，父辈中好几位是有开明思想的，会不会是一种“叛逆”的表示？但后来修家谱时，曾纪鸿这批孙子女中的男儿全都改了回去，仍沿袭使用康熙皇帝的辈份派语“昭”字，女孩子却继续使用原名，后来成为世界名人的曾宝荪便是其中之一。这就证明，“宝昭”之变，并非误传所至；男儿秉承圣旨续用御赐派语，女儿不能承享皇恩而在派语之外另行择字，不正是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典型表现吗？

曾广钧的这份“祭祖单”即便长达一米以上，现代社会视作“洋洋大观”，但依然是区区一纸。不可忽视的，是哪怕这“祭祖单”仅仅是“祭祖单”而已，却是浓缩了的一份“历史教材”，也是窥探曾国藩后人生活状况的一扇窗户。

三

曾国藩的子孙，连续几代人才辈出。

“祭祖单”上的曾广钧1889年中进士，旋即娶侧室夫人陈氏。这一年他年仅23岁，双喜临门。其后，曾广钧担任过国史馆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