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在建构论视角下的中国祭祖习俗.docVIP

社会实在建构论视角下的中国祭祖习俗

这是在现代的中国大地上，于除夕、清明等节日期间常见的场景：

人们聚集在家族的堂屋或宗祠中，在祖先的牌位前放好酒菜等供品。在长辈的主持下，家族成员们依次上前进香，跪在蒲团上磕头行礼。一些人家也会在坟茔前进行类似的仪式，并燃烧纸钱和金元宝……

若是有未接触过此类习俗的外国人处于这样的情境，他们看到的会是人们点燃冒出气体的长条细杆、朝向木制薄板弯曲身体并头部点地、焚烧自己国家的“货币”等行为。他们可能会感到十分不解。实际上，这是大多数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祭拜祖先的传统。这些仪式遵循着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如固有事实一般存在于国人的生活和观念之中。尽管不同地域的祭祖习俗存在着细小的差异，总体来说仍是长久且普遍的。

以祭祖与祭天为核心的祭祀传统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如何对待这样的文化现象是在这个进步飞速的时代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塞尔在《社会实在的建构》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实在的建构理论，可以以此作为分析的思路，让我们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祭祀传统，乃至其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借用塞尔的话来说，这其中会有令人吃惊的形而上学复杂性。(p.4)

祭祖习俗的建构性

作为制度性事实的祭祖习俗

在进入具体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塞尔的社会实在建构论做出梳理。塞尔的理论前提是实在论和真理符合论，他承认有一个独立于人类思想和言谈的实在世界。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与人类相关的社会实在，比如货币、婚姻、政府等，它们在本体论上仍然是客观的。他进一步区分了依赖于人类的制度的“制度性事实”与非制度性的“无情性事实”或“原始事实”（BruteFact）。制度性事实是社会实在的一个子类，是在无情性事实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塞尔采用了功能归属、集体意向性和构成性规则这三个理论工具来解释制度性事实的基本构造和产生过程。

回到本文的案例，我们难以在物质世界中找到一样具体的事物来对应“祭祖”的概念。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祖先去世后的灵魂会失去生前的个性，从而变为家庭的守护神。“家人对其崇拜慕念备至，祭祖之风便自然而生。”这是祭祖习俗在观念上的起源，人们对祖先化身而成的守护神在心理层面寄予了深重的情感寄托，可见它具有显著的精神性。如果要将祭祖习俗诉诸于一些器物，比如香炉、蒲团等等，这些只是仪式中所用的零星部件，而不足以代表整体。如果要将它完全看作依附于物质和肢体行为之上的意识体现，又难以解释为什么这一传统可以在物质层面大有改进的古代与现代中国，都长久地起到重大的精神作用。

由此可见，仅仅是物质性的存在，或仅仅是意识层面的定位，都难以成为“祭祖”的最佳解释。若从塞尔的分类来判断，祭祖属于与人类相关的制度性事实，而非无情性事实。它可看作由一系列各自包含制度性事实的环节所组成的整体：送席、烧香、叩拜、烧纸钱……作为制度性事实的祭拜祖先习俗由此带有了建构性。塞尔的三种理论工具可以提供进一步的论证。

祭祖习俗的具体建构

建构祭祖习俗这一制度性事实有步骤如下。

第一，人类拥有“集体意向性”的能力。在本体论上，塞尔认为物质粒子构成世界上的种种系统，其中的生物系统中形成了神经系统，意识则由神经系统产生，意向性也随着意识而产生。“意向性”是“心灵表现自身以外的世界中的对象和事态”的一种性能。[1](p.8)人类可以拥有集体性的意向状态，突破个人的“我意图”，达到集体的“我们意图”。所以，敬畏祖先的情感和祭祀魂灵的认知就能够成为人群的共识，得到广泛的分享和实施。

第二，基于这样的特征，人类能够做到“功能归属或赋予”。从外部将某些功能赋予自然本有的以及人工制造出的物质对象，并使其得到普遍的应用。比如在祭祖的语境下，人们用“香”这样一种细条状的香料物质来祭祖敬神。

第三，人类通过集体意向性对无情性事实赋予地位性功能，从而在“构成性规则”的系统中建构出制度性事实。构成性规则的形式是“在情境C中X算作Y”。X是单纯的物理性特征，Y是超出物理性特征的、与功能相关的地位特征。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公式，此处将选取“烧香”的环节展开说明。

香是混合木屑做成一定形状的香料。这一物品可以点燃，燃烧速度慢，同时释放香气和冒出烟雾。这是从物理性质上得到的特征X。祭拜祖先时，需要有相应的祭品。古人认为“火性炎上”，火的焚烧使得气味随着烟向上传递，所以烧香能够让神明享受到祭品，这是地位性功能Y。总而言之，在祭祖的情境（C）中，烧香（X）算作对祖先神灵的供奉（Y）。“算作”说明人们长久的一致同意维持着这样的地位性功能，所以烧香作为祭拜祖先的一个环节被保留下来。

以上还只是一个环节的单层建构，要完整地解释祭祖习俗，还需要叠加地使用“在情境C中X算作Y”这一构成性规则形式。叠加结构也能起到长期的作用，烧纸钱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进行观察：

某种植物经过一系列工序被制成有一定纤维结构和厚薄程度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