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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女》中的女性主体意识

内容摘要：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小仲马基于自身经历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经典小说《茶花女》，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的主客体关系角度，探究了茶花女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历程。茶花女从心甘情愿地沦落为男人们的玩物，到在爱情的感化下主动地摆脱对他人的经济依附，最后在与父权制的反抗中，在真情的感化下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得到了觉醒。

关键词：《茶花女》女性主体意识意识觉醒

19世纪30年代法国七月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成立了由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政权，在此期间，法国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七月王朝时期，国内的政治局面稳定，工业化得以全面展开，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大资产阶级获得了大量投机发财的机会。计量史学研究得出结论：“1815年-1848年工业生产的增长率是本世纪最高的，30年内工业就业人口实际翻了一番。”[1]P143工业化虽然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但在大资产阶级变本加厉的剥削和压迫下，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在七月王朝前期，维勒梅博士对工人的调查数据表明：“一个男人一天至少劳动13小时才能挣得2个法郎。在同样的时间里，女工只能挣20苏，童工则只能挣10个苏。而时价一套男人的衣服卖80法郎……‘贫困化’几乎要从肉体上消灭工人阶级。”[2]P185由此可以看出，在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下，法国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并且男性和女性在工资待遇方面极为不平等。

1807年《拿破仑法典》的颁布，从法律上弱化了女性的地位，女人是父亲和丈夫的附庸，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独立的人格。在经济上，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分化严重;在社会文化方面，封建门第和封建社会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男人可以寻欢作乐，女人却必须严格遵守节操，恪守妇道。[3]擅自打破社会传统道德的女性会受到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唾弃和指责，已婚女性更是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男性的出轨和嫖娼行为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茶花女》是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小仲马的代表作，以1842年遇到的玛丽·杜普莱西为原型，故事发生在法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的七月王朝时期。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茶花女作为底层社会的典型代表，在巴黎骄奢淫逸的社会风气和拜金主义的影响下，走向了堕落的深渊，成为了名噪一时的混迹于法国上流社会的交际花，成为供男性玩弄的特殊商品。小仲马作为被父亲抛弃的私生子，和身份卑微的母亲相依为命，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尽同龄人的侮辱和冷嘲热讽，在小仲马七岁时，终于获得了父亲大仲马在法律上的认可，跟随父亲过上了上流社会的生活，亲眼目睹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腐败。正是由于这样的悲惨身世和成长经历，小仲马在现实生活中更加感激和敬重社会底层女性，在和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激发了他对女性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同情。小仲马作品中的题材大多是关于妇女、婚姻和家庭问题，如揭露上流社会男人对女人始乱终弃的《私生子》，鼓励失足少女迷途知返的《奥布雷夫人的见解》等作品，表现出了小仲马对当时法国社会中被欺骗和被遗弃的女性的同情。[4]

一.蛰伏的女性主体意识

人的主体意识萌发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对“人”的发现，人文主义精神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倡导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主体是表示人与外部世界活动关系的范畴，客体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5]客体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分别是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和精神客体，其中，社会客体是表示社会的事物，人的活动及其结果，也就是人本身、社会本身。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客体不仅是现实中的自然存在物，也包括人本身。郭湛进一步指出，具有人的身份未必一定具有主体身份。[6]冯契在《哲学大辞典》中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对人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的意识表现。[7]从学者对主客体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在于：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具有自觉、主动和创造性的特征，而处于客体的自然存在物或者是人，处于被动的存在状态，缺乏主观能动性。当茶花女从一个纯洁的少女沦为交际花时，在情色交易中理所当然地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在被阿尔芒的真情打动之前，她还没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能动性，每天通过酒精麻痹自己的神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和对生活的希望。

当女性还不能认识到自己是主体，对自己的主体意识没有明确的认识时，这时她们的女性主体意识尚处在蛰伏期。[8]在成为阿尔芒的情人之前，茶花女是作为社会客体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她对自身的地位和处境没有清晰的认知，尽管她表现出了对正统社会制度的挑战，但她并没有为了改变生存现状做出实质性的行为，如：“她们喜欢装疯卖傻……这无疑是对那些侮辱的一种报复”[9]P50“一个手里拿着一只鸟笼的小牧童，笼里还有一只鸟……我觉得这个塑像很难看”[9]P69“看着这个二十岁的美丽女人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