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叙事的“伪像”与性别悲剧——《伤逝》《茶花女》对照解读.docVIP

爱情叙事的“伪像”与性别悲剧——《伤逝》《茶花女》对照解读

《伤逝》和《茶花女》分别是中西方讲述爱情的经典之作。《伤逝》是鲁迅写作的唯一一篇关于爱情的文本,反映了五四时期进步青年的爱情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茶花女》讲述了一个痴情青年与巴黎上流社会妓女之间的动人爱情故事。《伤逝》和《茶花女》中的女主人公都是为对方牺牲自己而死去,可歌可泣,令人为之动容。但从叙述学角度切入,对照这两个文本,我们却发现女主人公虽然为爱而选择牺牲自我,但她们同时也失去了对自己这段爱情的最终解释权。爱情故事之所以凄美,是以女主人公之死为代价,而男主人公却利用这点,在自己的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中单方面完成了对爱情故事的诉说,建立起所谓的男性崇高形象。

一、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造成的女性失语状态

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中,叙述者一般采用故事中人物的视角来叙事,因此叙述视角会受到限制。而用全知全能视角叙事,叙述者则是站在“上帝”视角,无所不知。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则介乎全知全能叙述视角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之间。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提到:“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1]223前者即“叙述自我”,后者即“经历自我”。“叙述自我”有权得知当时“经历自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并且在后来知情的情况下按自己的思维逻辑和价值取向对事件进行重组和回顾。《茶花女》与《伤逝》都是运用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完成对爱情故事的讲述,于是女性在故事中处于被诉说的地位,她们的形象是被塑造的,形成了女性的失语状态。

著名学者热拉尔·热奈特(GerardGenette)对叙述结构中“层次”所下的定义是:“叙事讲述的任何事件都处于一个故事层,下面紧接着产生该叙事的叙述行为所处的故事层。”[2]《茶花女》在叙事结构上就有故事内外层两个叙述层次:在外叙事层面上,叙述主人公是“我”,“我”在拍卖会上买了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的遗物,由此结识了阿尔芒·迪瓦西先生。由阿尔芒告诉“我”他和玛格丽特之间的爱情故事是《茶花女》文本的主要内容,即内叙事层面,最后玛格丽特临终前的日记和朱利·迪普拉的书信是对阿尔芒讲述的这个爱情故事的补充。“我”最后听完了故事,看完了书信,将故事写出来告知大众。

文本运用多层次的叙述结构打乱了正常的故事发展时间,使男主人公阿尔芒通过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回顾过去,并且有机会重组他的爱情故事。在第一人称叙述中,由于叙述者追忆往事的眼光构成常规视角,于是与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叙述有了本质性的差异,因为第三人称叙事人物的常规视角属于故事中的聚焦人物,而不是故事外的叙述者。正是由于这一本质性差异的存在,第一人称叙述者采用自己过去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来叙事时会产生不同的修辞效果。

按照正常的事序时间发展来看,阿尔芒作为“经历自我”时是不知道玛格丽特抛弃他的真正原因的,而父亲成为了他失恋后的唯一安慰,为了报复,阿尔芒重回巴黎,在精神上不停地折磨玛格丽特,直到得知玛格丽特死讯以及真相后才痛不欲生。随后阿尔芒找到了在拍卖会上买了玛格丽特书的“我”,求“我”转让书给他,于是“我”才有机会从阿尔芒口中得知他们之间的故事并转述给大众。在讲述时,阿尔芒作为“叙述自我”,他是站在“现在”知晓一切的立场上讲述他们二者的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阿尔芒的“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因为回顾过去的记忆常常重合在一起。“我”在文本中只不过是“现在”正在听故事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在阿尔芒讲述完了之后,他才把玛格丽特的日记和朱利的书信给“我”看,由此“我”得出了“如果我所读到的全是真的话,我的朋友,我明白你经受了些什么样的痛苦”[3]200的感慨,并为阿尔芒对玛格丽特的痴情而感动。

如果讲述故事的“叙述自我”阿尔芒先把玛格丽特的日记和朱利的书信给“我”看,再讲述他们之间的故事的话,恐怕“我”的评价会改变。因为男主人公先入为主的解释会改变听故事的“我”的看法。“叙述自我”阿尔芒在知晓书信内容和真相前提下,为了减轻自己对玛格丽特之死的负罪感,先讲述了以自己立场为主的故事之后,再出示玛格丽特的日记作为对自己叙述的补充,从而进一步确证他们爱情之路的艰辛,并将所有的责任推卸到社会舆论以及玛格丽特自愿选择牺牲的行为上。即使文本中提供了玛格丽特的日记和朱利的书信,但是在“叙述自我”阿尔芒大量的铺叙之后,这类书信只能降到作为故事补充的地位,作为故事中的第一主人公,阿尔芒无疑拥有对这个爱情故事的最终解释权。

《茶花女》主要是通过阿尔芒的口述和男性叙述者“我”通过转述、抄写等方式写成书告知于众的,《伤逝》则是通过公开涓生手记的方式将故事展示给读者。《伤逝》的文本叙事结构比《茶花女》简单得多,文本只有一个叙述者,那就是爱情故事的男主人公涓生。涓生作为“叙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