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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助产士的专业化发展及其原因

助产士在民国妇婴卫生工作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她们推行新式接生法，普及现代妇婴卫生知识，促进了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助产士的专业化发展一方面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国民政府重视和支持的结果。

助产士；产婆；国民政府；专业化发展

中国数千年由产婆进行接生的传统，在民国时期由于中西方文化、科技的交流和碰撞而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助产士这一新的职业。助产士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我国职业的种类，更促进了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进步。

一、助产士的出现与早期发展

助产士是由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兴办助产教育而引进的。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一批特殊的人士就是女医学传教士。她们在中国传教、行医的过程中，将西方的医疗制度和先进的医疗卫生知识传入中国，除建立医院外，她们还设立医学类的学校，推行护士、妇幼以及助产类的教育。“1901年，广州更出现中国第一所女子医学校——广东女子医学校(即后来的夏葛医学院)。……早期主要诊治妇孺，且设有妇产科专门病床，并致力于社区助产保生事业，故广州之近代助产事业发展甚早，其助产士人数亦可能因此较他处为多。”[1]239“1911年，长沙雅礼医院的美国籍护士妮娜·盖奇创立了湘雅护医学校，设有护士和助产士两个专业，也是较早培养职业助产士的学校之一。”[2]85

女医学传教士的行医对中国妇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助产士的新式接生法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产婆接生观念大相径庭。教会医院以及女医学传教士的活动对中国传统的行医方式和接生传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们推动了中国近代助产事业的发展。

近代以来的一些先进人士也为中国助产士的早期发展做了很大贡献。无数留学归来的学子们献身于中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金雅梅和杨崇瑞。

1907年，从美国归来的金雅梅医生就任天津水阁医院的院长。1908年天津水阁医院成立了北洋女医学堂，开设了一个护士班和一个助产班，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助产士。[3]3559杨崇瑞女士是中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她提倡新法接生，是全世界率先培训接生婆的人。”[4]36她是首位在中国提倡助产教育的人士。1928年，中国第一所接生婆讲习所由杨崇瑞在北平创办，数百位旧式产婆成为新法接生员。1929年，她又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助产学校，培养了大批新式助产士。

而直到民国后期，由产婆进行接生的传统仍然存在。这种由中国封建社会衍生出来的传统根深蒂固，短时期内很难转变，尤其是在贫穷落后的地区。1930年之前，天津市“收生助产之事，皆操旧式产婆之手”[5]257。1930年，天津市成立了第一所专业助产学校。从此天津市既有专业的助产士，也存在非专业的接生婆。到新中国成立前，全中国大约有13900名助产士[6]212，但绝大多数助产士都集中在大城市，而落后的农村地区仍旧由接生婆从事接生工作。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助产士和产婆共同从事接生工作的现象在各地非常普遍。

在两种接生方式并存的社会境况下，尽管助产事业的发展举步维艰，但依旧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女医学传教士及先进人士的推动下，助产学校逐渐增多，随之培养的专业助产士也越来越多，这些助产士为各地的接生事业做出了贡献。助产士的专业化发展，促进了各地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

二、助产事业发展的社会背景

西方助产士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国社会原有的职业结构，但助产士的发展也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

“助产士位于医师之下，护士之上。于职业立场观之，其谋职范围之狭窄，确呈高不成低不就之概。殊不知其痛苦点在此，其具有价值点也在此。”[7]7正是如此特殊的职业位置使得助产士在医师与护士之间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独一无二的专门业务，无法取代，其重要性更是可想而知，正如文章中所提到的“助产士对于母子二人的生命，对于民族的生存，所关甚大”。[8]10

但在民国社会，助产士仍然面临供不应求、区域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翻阅资料，可发现“上海助产学校不及十所，而内地各处更寥寥无几”。[7]7助产教育如此不普及的状态使得助产士十分缺乏，“自民国二十二年到三一年底职业学校家事科毕业人数，共计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九人……助产士不过占到二千九百九十九人”。[8]10若按当时人口计算，一个助产士需要去应付七千五百个产妇，即使“助产士日夜不停地工作”，[8]10平均每个人每天也需要应付21个产妇，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所需要的225000名助产士又从何而来，其现实数据与理想目标可谓相差甚远。

除此之外，“一般助产士，集中于都市”，而“农村一般妇女的生产，依然操于无知无识的稳婆手中”。[9]6这些稳婆“既不懂什么横位退位，也不问初产和经产，更不计产期到了没有。只要是大概快要生产的产妇，稍有点腹痛，也不晓得查明是生理的还是病理的，就马马虎虎地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