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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档案法规体系推动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

步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要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贯彻实施好新修订的档案法，推动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1]。《“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发展目标。作为国家各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是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重要内容，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档案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通向档案事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完备的档案法规体系是切实推动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的前提和基础。2021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新《档案法》）正式施行，对档案事业发展作出了新的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同时也对配套法规制度的立改废释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不仅标志着我国档案法治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体现了国家对档案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深刻把握。进一步地，2024年1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第772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实施条例》在我国档案法规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颁布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档案法规体系，强化了新时代档案工作的法治刚性约束，为我国档案事业培育了更加厚实的法治土壤，有力推动了我国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

1《实施条例》在国家档案法规体系中的关键功能

档案行政法规是档案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2]。作为档案领域的主要行政法规，《实施条例》对新《档案法》进行了解释细化，同时进一步融合吸纳了规范性文件及成熟实践经验，在我国档案法规体系中发挥着承上衔下的关键功能。

1.1承上功能：对新《档案法》的解释细化

承上功能指《实施条例》承接其上位法——新《档案法》，落实新《档案法》所规定档案工作的目标，实现对新《档案法》所确立档案工作法律秩序的具体维护。新《档案法》是我国档案工作的基础法，是国家档案事业治理的保障、依法治档的基础、档案事务行为的依据[3]。合理的抽象性对于立法而言极为重要，它能保障法律对生活事实具有高度涵盖性，进而得以稳定实施[4]。因此，新《档案法》对档案领域问题所作的规定具有原则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特点，其有效实施需辅以配套法规制度作为保障。作为新《档案法》最重要的配套法规之一，《实施条例》积极响应变化，通过对新《档案法》所蕴含法治精神、法理遵循和立法要求予以解释和细化，修改与新《档案法》相悖的内容，调整实践中难以实施或不合理的部分，为档案工作实践提供了更加全面具体、科学有效的运行措施和程序，便于档案主管部门、档案机构、档案工作者执行和适用法律，有效增强了新《档案法》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实践指导性和普遍约束力。

1.2衔下功能：对规范性文件及成熟实践经验的融合吸纳

衔下功能指《实施条例》在不违背新《档案法》立法精神的前提下，以守正创新为基本思路之一，积极审慎地融合规范性文件和成熟实践经验的内容，确保自身更加适应实际工作的需求。一方面，融合部分规范性文件中的内容。规范性文件是政府实施社会治理和服务的重要抓手[5]，相较于档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具有更高的灵活性，能更及时地对档案工作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反应。例如，《实施条例》中有关电子档案接收的规定即吸收了《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办法》有关电子档案接收的规定，确立了“档案馆应当在接收电子档案时进行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和安全性等方面的检测”的规则。另一方面，借鉴成熟的实践经验。《实施条例》在修订时及时将成熟实践经验和有效举措上升为档案法规，既能反映出当前档案工作的实际需求和发展趋势，同时也把增强了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从而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例如，《实施条例》中详细规定了国有档案目录数据汇集制度，是贯彻档案数字资源建设和档案行政监管的有效举措。

总体而言，《实施条例》的出台逐步完善了我国以档案法为核心，以档案法规、规章为主干，以相应的制度规范和政策文件为支撑的档案法规体系，推动了国家档案法治建设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2《实施条例》助推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

《规划》提出了“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档案治理，不断提高档案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的工作原则，并设定了“档案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档案法律制度更加健全，依法治档能力进一步增强”的发展目标。《实施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则从治理体制、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和治理工具四个维度，为进一步推动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提供了更具操作性和具体化的行动指南，提升了档案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2.1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