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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应当倡导思辨性阅读

??????????????????????????????????江南大学文学院?吴格明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余党绪老师的教学实践，以其所倡导的“公民写作”成为我国语文教育的高地。“以公民姿态，就公共事务，作理性表达”，这是语文教育的创新之说，是代表了社会文化进步方向的语文教育创新。如今，余党绪老师又在倡导“思辨性阅读”。对于青少年健康成长意义非凡。

?“经典作品的思辨性阅读”这个话题，包含了“读经典”和“思辨性阅读”两个相对独立的话题。关于“经典”有不少很好的解释。例如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说“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等，都给我们许多启示。其实，“经典”最通俗的解释可以是“经久不衰的典范作品”。从意义层面来说，经典应当是经过较长时间积淀而成为社会文化有机成分的文本。经典是社会文化语境不可或缺的因子甚至是文化符号。阅读经典才能有充实而生动的文化积淀。缺了这些文化因子，你就没法顺畅地与整个社会对话。读了寓言《自相矛盾》，就生动地理解了“矛盾”这一哲学术语，无论是“逻辑矛盾”还是“辩证矛盾”，均可由此获得解释。读了姚燧的《凭阑人·寄征衣》，就生动地理解了什么叫做“两难”。读了《诗经》的“杨柳依依”，你才能更好地理解“依依惜别的深情”和“客舍青青柳色新”等语言表达。不读经典，一个人所把握的社会文化语境就会是残缺的。不读《三国演义》，你就无法很好地理解“败走麦城”“赔了夫人又折兵”等语言表达。不读《水浒传》，你就无法很好地理解“逼上梁山”“武大郎”等语言表达。不读《蒹葭》，你对电影《在水一方》的题目，就不能心领神会。如果硬是要按照某些道德标准把“经典”挑剔得“干干净净”，那么学生的精神成长就会缺少某些文化营养，他们的思想也很难有较大的文化张力。

这里主要谈“思辨性阅读”。倡导思辨性阅读，就是要提高阅读教学中的思维含量，就是要在语文教育中弘扬庄严、深刻而又充满活力的人类理性精神。柏拉图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帕斯卡尔说：“人是能思想的苇草”，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缺乏思辨性阅读的语文素养必定是浅薄的、僵化的、零散的、杂乱的;缺乏思想的生命必定是暗淡的，没有光彩的。著名作家狄马先生说：“一个人如果真的养成了独立、自主、理性和思辨的习惯，那他已经是个现代公民了，语文教育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大半，甚至是最重要的部分，知识的多少和观点的对错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阅读的本质就在于通过语言文字理解作者的思想情感。正如方鸣先生所言：“语言活动的背后是思维活动。”思辨，本来就是阅读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什么还要倡导思辨性阅读呢？这是因为当前的阅读教学缺少思辨，缺少必要的、有质量的思维活动。潘涌教授《“创造性文化基因”的缺失与培育》一文，对美国大学在华招生考试的情况作了深度透视。他指出：“中国学生最大的缺陷是在‘比较和评价论点’题型中，正确率仅为23.30%。这类题目要求学生剥离表象并且对比和判断不同作者的观点，这种从联系和区别中作出独立评论的题型因明显的思维批判性而挑战中国学生的思想力，成为其难于掩盖或遮蔽的‘最大软肋’。”“以独立评论为核心的‘批判性阅读’显然成了中国学生的‘阅读瓶颈’。”

“教育”是一个实践性概念，因而教育理论从来都是实践性理论。恰当的教育理论应当是教育的应然理想与实然现状的比较和碰撞所产生的思想。倡导思辨性阅读，不仅是因为学生语文素养的发展需要思辨性阅读，更是因为语文教育的实践忽视甚至是淡化了思辨性阅读。语文课程改革强调感性是正确的，因为课程改革之前的语文教学少了感性因素。但语文课程改革淡化理性却是错误的。许多人似乎合乎逻辑地以为，既然课程改革之前的语文教学少了感性，那一定是多了理性。这是认知结构“感性—理性”简单化处理带来的弊端。在康德、黑格尔这些大哲学家那里，认知结构是“感性—知性—理性”三分的。当我们丢掉了“知性”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所说的“理性”就是包含了“知性”在内的大理性，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刻理性。其实课程改革之前的语文教学感性少，理性也少，多得只是知性。语文课程改革的正确方向是调整知性，丰富感性，深化理性。

倡导思辨性阅读，还因为我们民族文化中理性精神的贫乏。人们经常批评的迷信、愚昧、盲目，以人治代替法制，以感情代替政策等消极现象，都是这种文化特质的反映。黎鸣先生说：逻辑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琴声中最弱的一根琴弦。“所以才造成了2000多年的中国社会长期的发展停滞，所以才根本不存在有中国首先推出人类近现代科学的可能，所以才根本不存在中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文明以及自由—民主的文化精神的可能。”马立诚的《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指出：中国历史上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都成功了，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多失败了。他将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