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科学与大学之间关系及其历史演变.pdf

摘要

在近代欧洲史上，无论科学还是大学，更多得益于城邦经济繁荣与城市文化

开明。在很大程度上，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其富有的有闲阶层赞助科学，

整个欧洲城市之间的交流网络推动了科学文化的散播；大学因得益于宗教

与王室等的扶持以及城市所具备的食宿资源条件而得以存续，科学与大学

因都寄生于城市而相互之间虽有互动，但无依赖关系。19世纪尤其20世纪

之后，科学进驻大学并因其巨大的功用价值而为城市所青睐，形成大学与城

市之间越来越明显的共生共荣关系。即使如此，大学发展及其内部科学技术

的创新活力依旧取决于城市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的开放和包容，这种历史逻

辑并没有走出历史。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从一个长时段视角来审视，大凡除了变易之外

没有什么为恒定之存在。在科学史上，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曾提出

世界科学中心及其转移周期的概念，被称之为“汤浅现象”一度引起

国人的关注。受其启发，姜国钧通过对《中外教育名人辞典》所载人

物的数据分析，又提出了世界教育中心及其转移周期的概念，并认为

教育中心是科学中心先决条件，其先于科学中心的时间分别为60—

130年不等。[1]科学中心与教育中心是否存在一种周期律，或者根据

既有的历史发展特征归纳的趋势能否代表未来的走向，这是一个并不

容易回答也未必属于科学的话题，但对于今天急切地期待以推动高等

教育国际化来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中国人而言，回溯西方科学

与高等教育曾经走过的道路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变迁，至少会有知史

明鉴的启发乃至自我反省之效果。

一、城市还是国家：关于世界科学中心的诘问

关于世界科学中心一说，最早出现于汤浅发表于1962年《日本科学

史研究》中的“科学活动中心：它在16至20世纪之间的转移”一

文。通过对西方科技史编年表中的人物背景及成就信息进行统计分

析，汤浅认为，科学活动中心存在一种地理意义上的位移动态变化现

象。所谓科学活动中心，他提出了一个量化的概念，在特定阶段当某

国的科学成果占世界的25%以上，则代表其所处的中心位置。根据这

一概念，汤浅又发现，该中心位置并非固定的，而是存在一种由一国

到另一国的游移现象，即从最早16世纪的意大利开始，先后到达英

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其平均周期大约为80年。[2]不过，自“汤

浅现象”提出以来，对于这一看似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发现，除了

我国学者对其极为关注并发表了大量中英文成果，它在西方无论科技

界还是科学史领域，似乎一直都没有得到多少呼应，与之相关的研究

更是少之又少。这种冷热两重天的现象颇值得玩味，它究竟是源于一

种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结与情结，还是一个与李约瑟之问相类似的存

疑命题，很值得进一步推敲。

如果说现代科学滥觞于欧洲还需谨慎，若说兴盛于近代欧洲应该并无

问题。因为无论从杰出人物还是贡献角度，欧洲、特别是西欧缔造了

近代以来科学的辉煌，这是无可置疑的史实。科学不仅作为一种人类

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和规范，而且作为一种精神、观念、文化和知

识体系，以欧洲为中心逐渐向外围辐射并散播于全球。在此散播过程

之中，正如任剑涛所认为的，至少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1648年的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前，欧洲尚不存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政治主

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而是一个处于帝国疲弱和逐渐解体下教权与

王权相互支撑又相互争锋的混乱世界。[3]经过宗教改革之后，整个基

督教世界出现不同王朝或宗教派系之间血与火的对峙和冲突，但至少

在西欧，其信仰与精神世界依旧具有相对统一性。各个王权之间为领

土与利益的相互倾轧，并没有妨碍以拉丁文为统一语言的宗教信仰与

科学知识在西欧各地的流播。流播自然有聚有散，其聚合之处容纳众

流并进而汇流成源。因此，如果说17世纪之前的欧洲存在以意大利

为轴的科学中心，充其量代表欧洲的特定地域而非独立国家，何况此

时的意大利大部分在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甚而至于，把

地域性的意大利称之为科学中心也极为牵强，因为15—16世纪的欧

洲文艺复兴主要发生在贸易往来频繁的地中海周边城市以及各个城市

相互之间形成的网络。

在17世纪之前的欧洲，商业贸易发达的各城市之间的相似度远大于

不同王权统治地域的相似度，城市中上层阶级包括其大学里学者对新

知识的渴求，促成了近代各种知识与信息频繁流通。斯莱西（Nancy

G.Siraisi）在梳理1450—1620年间欧洲的医学与科学史之后认

为，该时期医学的进展得益于不同的人群，包括大学教授，王室、贵

族、宗教法庭的医务人员，城市医生，有学问或无学问的外科医生，

药剂师乃至江湖游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