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增加收入问题初探.docx

中国70%的人口在农村。农业和农村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稳步提高农民收入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仅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稳定，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引起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已成为近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研究、分析新时期国内外相关人士普遍关注的农民收入构成特征和变化态势，对于指导新世纪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向基本实现农业 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有着特殊和重要的意义。本文针对“九五”期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逐年下降的现实和中国各地区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的实际，将农村按地形和经济特点分为平原、丘陵、山区、牧区和湖区5个类型区域，各选择有代表性的省或地区（按序为黑龙江省、湖北省荆州市、安徽省滁州市、福建省龙岩市、云南省楚雄州、辽宁省本溪市、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新疆自治区阿尔泰地区和湖南省的南洞庭湖区），以及沂水、遵化等10个食品工业县，对不同类型地区农民收入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典型评述，同时根据1990年―2001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系统，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320个市县的2.2万多个农村家庭收入相关调查数据，在进行实证性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系统研究分析不同区域间农民收入变化、差异及其各自的表现与特征，综合归纳判断障碍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进而提出今后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和对策建议。 一、“九五”期间农民收入状况基本判断 （一）农民收入增幅趋减，贫富之间差距拉大 “九五”期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比“八五”期间下降了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出现了持续增幅减缓的趋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1997～2000年，由于市场疲软、结构调整、旱涝灾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年下降，按不变价格计算，分别比上年下降4.3、0.3、0.5、

1.7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增幅下降，而农民外出务工、从集体得到的工资、从企业经营中得到的其他收入，成为“九五”期间农户家庭纯收入增加的主体，家庭经营纯收入、外出务工收入和其他纯收入的贡献份额分别是－27%、95%和32%，后两者比重2000年分别为23.6%和16.5%.按照农户家庭纯收入的“五等分”分组统计结果，1990年最低收入组农户的人均纯收入、最高收入组农户的人均纯收入与中等收入组农户的比值分别是43∶100∶275，1995年扩大到40∶100∶299，到2000年进一步扩大到36∶100∶342.2000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0.43，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0警戒线之上，比1995年高出0.04.“九五”期间农村居民的不平等程度扩大了大约10%. （二）种植收入贡献下降，非农收入增幅趋减 2000年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中种植业纯收入所占份额已从1995年的56.5%下降到42.8%；而商饮服务业收入所占份额从9.8%上升到17.4%.其中，粮食作物纯收入的减少比重占种植业纯收入减少的90.7%. （三）东部发展保持强劲，中部西部增收受阻 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593元、1953元和1797元，“九五”期间的年递增率分别是4.5%、1.3%和2.5%，比“八五”期间的年递增率分别下降了16.3、19.7和18.0个百分点。东、中、西部地区农户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90年的1.79∶1.13∶1.00，扩大为1995年的1.81∶1.15∶1.00，到2000年进一步扩大为2.00∶1.09∶1.00. （四）差距拉大原因种种，增收困难矛盾重重 统计分析5个等分组农户的地理分布、劳动力就业率、家庭投工量、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农业和非农产业收入等数据，可以得出农户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包括：地域差异导致收入的差异（东部地区沿海对外开放和开发早于中、西部地区，东部的自然和经济环境以及交通运输状况优于中、西部）、家庭人口差异导致收入的差异（各收入组由低到高的抚养指数分别为1.79、1.71、1.63、

1.56和1.47）、受教育程度差异导致收入的差异（各收入组由低到高初中和高中劳动力的比重依次为39.3%、44.8%、47.7%、52.3%和56.9%）、就业率差异导致收入的差异（各收入组由低到高就业率依次为62.3%、68.6%、73.6%、80.1%和89.3%）、非农产业经营不平衡导致收入的差异（农户总收入中来自非农业的比重依次是33.0%、39.3%、4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