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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

作者：陈乔见

来源：《社会科学》2017年第05期

摘要：整个春秋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可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从天下体系看，尊礼重

信是此时诸侯交往的基本伦理规范。其二，从家国结构看，孝、忠、义是此时家国公私的核心

伦理道德，具体言之：孝是宗法制的核心伦理，忠是封建制的核心伦理，义则是两者之外的必

要补充，体现了更多的开放性和公共性。其三，从个体美德看，智、仁、勇等是此时贵族最为

推崇的道德品质，它们体现了道德主体的优秀和卓越。

关键词：春秋时代；尊礼重信；孝忠义；智仁勇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5-0115-10

春秋时代中国人所崇尚和践行的伦理道德种目繁多，陈来先生对此时期的德行有非常详尽

的考察、论述和归纳1，因此，本文不打算对此再次一一考察。本文拟从当时的社会结构来分

析此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并且厘清一些核心伦理道德的基本内涵，分析它们的结构性困境。

依笔者之见，春秋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可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从天下层面看，春秋时

代的主要活动是诸侯之间的交往，“尊礼重信”是此时期诸侯交往的基本伦理规范。其次，从家

国层面看，春秋时代的基本制度仍然是西周的宗法封建制，与宗法制相配的伦理是孝，与封建

制相配的伦理是忠，义则突破了孝忠的局限，表现为更多的公共性。最后，从个体层面看，此

时智、仁、勇等品质被广泛推崇，表现了主体（主要是贵族）的卓越与优秀。天下和家国层面

的伦理规范更多地表征为义务伦理，个体层面的道德品质则更多地表征为美德伦理。下文一一

述之。

一、尊礼重信：春秋时代的交往伦理

顾炎武对春秋时期的伦理风俗有一精彩概括：“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

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

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

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2顾氏在论及春秋犹存西周之遗风时，

提到了尊礼重信、宗周王、严祭祀、重聘享、论宗姓氏族、宴会赋诗、赴告策书等观念和活

动，这些都是宗法封建制的基本礼制。与春秋犹存西周之遗制遗风相对照，战国社会则一切礼

制和伦理皆丧失殆尽。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在此首推“尊礼重信”，这非常有见地；因为一部

春秋史就是一部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史，而礼与信则是春秋时代最为基本的交往伦理。实际上，

从交往伦理来看，礼是形式，信为实质，两者相辅相成，礼无信则为虚设，信无礼则难于立。

春秋时代，“信”主要是对执政者的要求：“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1如果君主无

信，则庶民不从，“不信，民不从也”2。《国语晋语四·》载晋国发生饥荒，国君咨询箕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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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何以”，后者对之以“信”。在箕郑的解释中，信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而是关乎一整套的制度

体系。箕郑认为，如果整个社会制度都有信可言的话，那么，人心也会安定，能够“贫而不

惧，藏出如入”。不难看出，箕郑之论，不仅仅是救饥的权宜之计，更是社会长治久安之策。

箕郑之论，无疑是很深刻的，后来孔子亦说“民无信不立”3。

然而，在春秋时代，“信”不仅关乎内政，更是诸侯间的交往伦理。如前所引，顾炎武在称

赞春秋风俗时，首先提及的是“尊礼重信”，即是就此而论。诸侯间的交往主要有四种形式

（礼），即：聘、朝、会、盟：“是故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

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志业于好，讲礼于等，示威于众，昭明于神。”4春秋时人在言

及这些交往形式时，总是会提到“信”。《左传》襄公元年载：“冬，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

礼也。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当新

君即位，大小诸侯前来朝聘，继好结信，这是当时的诸侯交往的基本礼仪。《国语鲁语上》·

载：鲁饥，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

国之艰急是为。”当国家发生饥荒时，更应该结诸侯之信，以求得四邻之援助。《国语齐语》·

载：“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

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这表明“信”是构成大国称霸最为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