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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公司治理，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基础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发展的命题，更是改革的命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治理现代化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尤为重要的制度因素，完善公司治理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持久动力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的科技创新与创新生产要素重组而诞生的新的生产力形态，是推进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但是，新质生产力绝非单纯的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命题，统一于生产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的生产关系也要发生革命性变化，发展的命题和改革的命题同等重要，不能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外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驱动企业制度变革和公司治理完善

新质生产力是代表新技术、创造新价值、适应新产业、重塑新动能的新型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化，需要形成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并对其加以保护和促进其发展。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二者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曾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属于生产的物质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畅通，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既是新质生产力驱动和优化的过程，又是生产关系变革以适应和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必然要求，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新质生产力呼唤与其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生产关系的优化提供前提，先进生产关系反作用于新质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体制制度依托。

新型生产关系对经济社会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和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无论其所有制性质如何，必然要适应社会主体关系、劳动主体关系、流通与交换关系和消费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是挣脱不适应新型生产关系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并进行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使企业能够有效聚集各类创新要素并进行有效组合、优化配置，推动其高效流动，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从理论上讲，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的变迁受制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企业自身就是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革命的发展，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和深化，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而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的，企业制度是伴随企业一起诞生的，企业组织的出现，既是技术变革的结果，也是制度变迁的产物。第二是由政府命令或法律引入实行的强制性推动，属于政府权力中心强制推动的制度变迁，政府需要付出很高的信息成本。第三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部分或全体利益主体主动选择的制度变迁。后两种变迁因素的底层逻辑仍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第二次产业革命，美国建立起以电力、石油、化工和汽车等为支柱的产业体系，在科技和产业革命中成为领航者和最大获利者。颠覆性技术和产业革命，导致美国公司规模和经营范围迅速扩大；与此同时，伴随着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加速分离，股权高度分散和两权分离带来的利益冲突也日益激烈。由于机构投资者比较发达，分散的股权通过机构投资者得以相对集中，股东个体行为在这套公司治理体系中力量相对比较弱化。要解决两权分离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提高公司治理效率，需要依靠以独立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和外部治理机制、社会约束机制的共同作用，由此逐步形成了典型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美英的公司治理模式当时是有利于培育活跃商业创新机制、加速生产要素积聚和配置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受到推崇，但是进入21世纪初，英美的公司治理模式暴露出不少问题，开始遭受人们的反思和质疑。

完善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公司治理机制

新质生产力驱动形成的企业制度，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不是指某一项单项制度，而是依托企业而构成的适应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