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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自新冠疫情结束以来，经常听投资者、企业家抱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力度不足”。最近财政部决定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国内外一些自媒体又纷纷将其解读为政策“放水”、“中国版的量化宽松”。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1]

不过这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一个广义的定义，它包括三个方面的目标，即提升经济增长动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促进社会公正。这三方面目标分别对应着与之匹配的政策工具。本文讨论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是通过货币和财政的逆周期政策工具，让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促进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实现合理的劳动收入增长和企业盈利增长。

今天基于个人对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观察做一个分享，特意加了“中国特色”几个字，是因为与一般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相比，这个框架确实有一些特别之处。但这个讨论的目的不是要提出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我国的政策框架有特色，主要是因为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或体制性的特征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选择、政策传导及其效果产生了影响。这些特点仍然可以在一般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但可能需要改变或者增加一些限定条件。

除了简单回顾宏观经济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本分享还试图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与传统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我国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存在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二是过去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雷厉风行、立竿见影著称于世，为什么近期市场主体普遍感觉政策力度温吞吞的？

三是如果要提升我国逆周期调节的成效，应该对宏观经济政策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宏观经济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宏观经济政策是政府为了控制与影响总体经济状况所采取的策略与行动。宏观经济政策有特定目标，一般包括保持经济稳定、实现可持续增长、降低失业率、控制通胀率等，在特定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有时也会包括一些结构与产业的维度，但这种做法并不普遍。

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政府通过改变支出与税收水平来影响经济活动。如果政府增加支出、增加赤字率，实际上就是增加总需求，经济活动会因此变得更活跃。反之，如果政府减少支出，经济活动的速度会放缓。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一般包括管理货币供应量与利率水平。宏观经济政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关注总量指标，包括总需求、总供给、总的价格水平和总的失业率水平等等，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结构性的做法。

（一）凯恩斯主义与弗里德曼的批评

一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是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逐步形成，在此之前各国政府对于干预经济活动并不是积极主动的。凯恩斯应该是早期宏观经济政策思想最重要的贡献者[2]，他主要关注的是财政政策。所谓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第一，总需求由私营与公共部门的共同决定。总需求的构成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这三个变量对经济活动水平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总需求水平由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一起决定，家庭决定消费，企业决定投资，政府决定公共支出。

第二，价格特别是工资对供求关系反应缓慢。

第三，预期中与非预期中的总需求变化短期对产出与就业产生巨大影响。

简单来说就是总需求决定总供给，所以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稳定经济活动。当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通过赤字政策可以提升总需求水平，从而使得经济活动更加活跃。

过去一百年来，凯恩斯主义为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奠定了学术基础。当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也在不断地演变。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凯恩斯参加了一个讨论会之后跟人说，在会场的都是凯恩斯主义者，除了他自己。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曾经对很多宏观金融学者产生重要影响。弗里德曼及其合作者发现，在1929年到1933年大萧条的四年间，美国货币供应量M2一直在往下走（图一）。[3]当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时，如果货币供应量持续减少，就会雪上加霜，令经济进一步收缩。弗里德曼认为这个数据表明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不作为。

伯南克的学术生涯是从读这本书开始的，他接受两位作者的观点，很可能为他后来作为美联储主席在次债危机期间采取超常货币政策埋下了学术种子，后来作为美联储理事出席弗里德曼90岁生日庆祝活动的时候，伯南克还特意肯定了弗里德曼之前对美联储的批评。

当然，也有学者解释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没有努力宽松货币政策，是因为受到一些因素的约束，一是当时的社会普遍担心危机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所以美联储即便有能力，也没有扩大货币供应的强大动机。二是古典金本位限定了货币供应量。事实上，很多学者认为，各国经济走入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古典金本位的体制下，货币供应跟不上经济产出的增长，从而形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4]

图一，大萧条期间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10亿美元）

（二）宏观经济政策规则

灵活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