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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座椅靠背上文明的挫折

飞机上坐我前方的女士看上去无可挑剔。她也是乘经济舱从华盛顿飞往洛杉矶，就像我一样。飞机起飞前，她与身边的男士小聊了一会，谈话中她透露自己是小学老师，一个可亲可敬的职业。她坐在靠过道的座位上，飞行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电视，就像我一样。但是，我厌烦她。

因为她把座椅靠背调得特别低，几乎遇到我的脸。

在平安带指示灯熄灭的那一刻，坐11-C的混蛋立即将座椅完全向后倾斜过去。坐12-C埋头看书的家伙也相应向后倾斜。13-C照做。很快，倾斜座椅便犹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到了坐最终一排的可怜虫面前，他们无奈地发觉自己被卡在座椅上无法动弹。

当然还有那些像我一样，不愿如此无礼给身后乘客造成不便的人。我直直地坐在那里，但一路上都怒火中烧：那个虚伪的、表面甜蜜的老师座椅倾斜度之大，我连小桌板都没法用了，不得不把笔记本电脑的一端紧压在肚子上——以登记我遭遇的不公正待遇。

明显，假如没有人倾斜座椅，航班上的每个人都会更加舒适：你将座椅倾斜5度带来了小小的舒适感，但假如坐你前面的乘客实行了相同的举动，那带给你的不适必将和之前的舒适感相抵消。然而，总会有人倾斜座椅，譬如坐在第一排的人，抑或是坐我前排的那位可恶的女士（当然，还有倾斜中间座椅靠背的人，他们是史上最邪恶的人）。

在一次从芝加哥飞往檀香山的航班上，坐我前排的是一对夏威夷夫妇，看上去特别甜蜜，但他们从落座起就把靠背调至最大斜度。这次航程将有八小时，我纠结良久，还是点了点那位先生的肩膀，“打搅一下，”我满脸歉意地说，“这样我不太舒适，你们能不能调直座椅靠背，或者至少调直一半？”

“不行！”女士抢过话去，“我们为这些该死的座椅付过钱了，我们想靠后就靠后。”这样每个人都怒了：我生气是因为我没有空间，她则因为我每15分钟脚就会踢到她的座位——虽不足以被认定为刻意行为，但也频繁到让人愤怒了。问题不在于乘客，而在于飞机本身。在封闭的空间里，200名乘客中只要有一个倾斜座椅，就可以毁掉几十个人的空间。而期望全部人按公共利益行事简直是天方夜谭。人们倾斜靠背是因为座椅设计成这样。但原委座椅为何要有可倾斜的靠背呢？假如座椅不行调整岂不是更好？

在20世纪20、30年头之前，飞机只用于空运邮件及货物，意欲搭乘的人须要支付一笔浩大的费用，还只能坐藤椅。旧金山机场负责航空飞行的副指挥官约翰·希尔这样介绍：“靠背可调式座椅直到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设计的双引擎客机时代，才成为搭乘飞机的普遍待遇。”而这始于1935年。起初，靠背可调式座椅带有脚踏板和内置烟灰缸，这是航空公司为奢华膳宿的承诺而设计：当工业巨头们穿着量身定做的三件套，在飞机上啜饮马提尼时，他们可以调低靠背，仰躺在座椅上，舒舒适服地伸展双腿。但如今，在廉价机票时代，乘客像沙丁鱼一般塞满机舱，靠背可调式座椅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希尔说明说：“那是因为航空公司不愿放弃奢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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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应当憎恨坐我前排的女士。真正令人厌恶的是航空公司：他们在A320喷气式飞机内安装了时髦的紫色灯光、光滑的皮制座椅；供应超出你预期的美味佳肴；甚至连飞行中播放的平安视频都生动诙谐、大众喜闻乐见。希尔评价航空公司“实现了空间、重量及保险装置的最优化配置”，但在我眼里，他们是正义和友善的敌人——飞机上仍旧是可调式座椅。

欧洲一些航空公司已经起先采纳可以在原有状态基础上略微倾斜的座椅。但这远远不够。是到了彻底取缔飞机上的可调式座椅的时候了。我不是在苛求航空公司清除旧座椅、再安装新的：我们可以简洁地将飞机起飞和着陆时调直座椅的要求延长至整个飞行过程。与那些限制电子设备的愚蠢规则不同，实施这项规则的确有充分的理由：直立的座椅在出现事故时更为平安，更易于人群疏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