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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时代——农耕大群体初期秩序的建构
夏:国家的诞生——内源型群体组织模式的建构
大禹——集权模式的缔造者
大禹的功劳在于两方面:治水的成功以及统一各小群体为一个大群体。
夏朝的集权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集权发展初期相当初级的模式,是相当松散的集权。但是开创意义是极其巨大的,后期的集权正是在初级基础上逐渐发展、丰富、完善而来。
夏王朝的资源获得仍表现为不充足状态,集权形态处于初期,所以王权的更替是兄弟相替这样的强人政治模式与父子相替这样的稳定性政治模式兼具。
群体未表现出已找到较好的群体认同建设措施。大群体是几个部落联盟的联盟体,比较松散,也比较小,夏王朝的统治区域地图显示其实际控制区域相较于商朝与周朝要小很多。
家天下——权力的家庭传承。嫡长子具有唯一性,因此具有稳定性。而模糊的兄弟传承或者是父子传承,因不具有唯一性,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嫡长子制加上储君制,是历史上各集权群体普遍采用的权力传承制度,均为集权体制追求稳定性的表现。
一、“家天下”——集权体制产生的前提
从部落联盟制度到集权制度,对群体来讲是非常巨大的变动,也是巨大的发展进步。但是要达成这样的状况,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才能水到渠成。
第一是治水之中的协同劳动展现的群体认同
大禹治水过程,展现了一个广阔空间众多人口协同活动的宏大画面。这个活动隐藏的成果是群体认同。大禹治水涉及如此广阔的空间以及数量庞大的群体,能够在大禹一人领导下参与治水并取得成功,说明参与群体对于大禹与群体的认同。
这是精神层面的认同表达,为一个统一的大群体的诞生提供了人群思想上的准备。这可以说是自下而上的显露,尚未有群体的高层主动提出。
其次是治水之后带来的稳定的资源生产环境
大禹治水成功,带来两大成果。一个直观成果是黄河中上游区域的群体具备了稳定的农耕生产自然条件,这带来足够多的物质资源能够养活许多人,群体开始进入内源型模式,黄河流域群体开始进入大发展阶段。
再次是疆域的扩张
据传说或文献记载,至少在黄帝炎帝时期,居住在中原黄河流域的部族不断向外扩张,早先是黄帝炎帝与蚩尤三大群体的统一,将黄河流域从上游到下游融合在一起。炎黄之后的尧舜,扩张到三苗地界。到了大禹,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扩张疆域,纳入更多土地资源与劳动人口,为资源生产提供了生产资源与劳动力资源。这些记载表明,群体的扩张是以黄流域为核心由内向外的方向进行的。
最后是资源生产技术的进步
从部落联盟制度到集权制度,是资源获得模式改变的外在表达,但是要达成,思想层面的认同同样不可忽缺。足够的资源获得为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物质前提,群体认同为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前提。
群体进入内源型模式后,必然要求建构相适应的内向型社会组织体系,夏启登上帝位,建构集权型社会则是必然,国家由此在中国大地上诞生。
治水的大禹与发动统一战争的大禹。此两件事情成功以后,群体的资源生产获得较大发展,资源获得模式成功转变为内源型,集权组织形式的建构就是必然。
内源型群体集权化,让群体的生产与生活有了集体运作的可能,生产与生活的集体化,使得人类群体社会走向快速进步。集体化越高效越科学,群体发展的就越好。
1内源型建设(生产的集体化)
2内向型建构(生活的集体化)
内向型政治体系的初级建构
商的建国
前面讲过,夏朝政权的建立是黄河流域群体不断扩张形成的一个大群体,是黄河间歇性洪涝灾害造成的资源获得不足的必然结果。
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无法去分析商朝替代夏朝统治的过程与原因,但是基于资源获得理论的框架,可以推测商族群的扩张,应该是因为资源获得不足引起的群体生存的必要反应。此判断可以从文字记录中寻找痕迹,如商人原是东夷人的一支,世居于黄河下游,农业生产环境较差,依靠商业贸易逐渐实力强大起来,灭夏前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这些文字均说明商族群的资源获得长期处于不足状态。
商夏鼎革,或许应是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变革,而非族群内部统治权力的更替。若说到从属关系,商族群于夏族群最多也就是比较松散的从属关系。
当商族群征服了夏王朝统治区域,空间急剧扩大,整个群体的资源获得模式变为了内源型,必然要应合这样的模式建构集权化的组织形式。
集权秩序的进一步发展(发展在哪里要说清楚)
商建国后,处于内源型早期,资源获得仍处于相对不足状态,集权形态处于初期进一步发展,所以王权的更替是兄弟相替这样的强人政治与父子相替这样的稳定性政治并存的状态。
群体秩序的建构——群体认同
商族群的群体认同措施——商人的大群体观——天命观。商人认为“天命降于商人”,即天命照顾到的是商族群的整个群体,而不包含其他族群。属于这个大群体的人对于本群体就有了认同感,有了集体意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群体观?而不是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群体观?这就需要回溯到当时的资源获得应该仍旧是不充足的现实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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