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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社会秩序建构的复杂化与体系化
周族群与商族群的关系,应类似于商与夏的关系,即至多是比较松散的从属关系,而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群体内部次级群体的关系。因此,周族群推翻商族群的统治地位,是一个族群吞并另一个族群。
周族群的扩张,必然是由于资源获得不足带来的结果。周族群吞并商族群后,空间较商王朝扩大很多。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商朝末期,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资源获得增长很快,能够养活更多的群体。那么作为不能分享中原资源的外部群体——以周族群为代表的羌人必然垂涎,要为自己群体的生存与发展争取更多资源,占领商族群的空间成了必然选项。
资源获得的增多,能够养活更多的人群,也带来了周族群群体认同观建设路径的改变。“天命降于周王”,周人将天下群体均纳入群体范畴。这不是什么周人的心地较商人更善良,而是根植于资源充足的前提。有了充足的资源,才能建构更为完善的集权制度,才能建设更好的大群体。西周开始,中国主体群体的资源博弈在群体内部开展。
资源配置秩序
集权体制的建构,由西周确立,几千年来未有改变。
集权体制,即中央到地方的分层级管理体制。西周的做法历史上被称为分封制,而自秦朝开始的模式被称为郡县制。若单纯从分层级管理体制的建构方面来讲,二者实质上并未发生改变,变化的只是地方管理者的选拔与派遣制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集权体制作为制度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是逐步完善的。秦朝的制度是完善与发展了西周的集权制度。或者借用一句历史用语就是秦始皇进一步强化了集权制度。
四级政府治理机构的建构——分封制
到了西周,中国才真正完成了内源型的稳固,也才真正开始了追求稳定性的“父传子”的集权政权更替秩序。
分封制,在西周形成了帝王——诸侯——卿大夫——士这样的四个管理层级。
政治秩序的建构:分封制(血缘贵族系统),《周礼》规范上至君王下至百姓的行为,是行为规范,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
道德秩序的建构:“德”的意识建构(三皇五帝/尧舜禹是“德”化身,是“德”建构德需要。)(尧舜禹是德之秩序建构需要,贤相是集权政治秩序建构的需要,孔子是精英政治秩序建构,法家是法律秩序建构,道家是平民建构,)西周时期的道德基本指向是政治高层,特别是君王和高级臣僚。
法治建设:西周的法律
思想秩序的建构:周礼系统——血缘贵族群体的思想体现
资源配置失序:
西周国家所居的空间,周边没有大体量的群体拥有足够的资源能够让西周群体进行掠夺,也就是说,西周是一个独立的资源获得空间,只能是内部进行资源流动与调节。当内部的资源与人口数量发生矛盾时,只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消减人口达至新的平衡。
西周晚期,资源与人口增长的矛盾凸显,各诸侯国均出现资源不足局面,开始转向外源型。因此,从开始的争夺民众、土地,发展到人才的争夺。因为,外源型群体的竞争,如果不发展不强大,最后的结果就是灭亡,而要想强大,必须要各种人才的支持。由于各诸侯国对于人才的需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入人才爆发期,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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