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婚姻家庭纠纷”情节影响量刑的适用现状分析综述2000字】.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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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纠纷”情节影响量刑的适用现状分析综述

为了了解实践中“婚姻家庭纠纷”这一情节对案件刑罚的实际影响程度，笔者就“王志才故意杀人案”、“李飞故意杀人案”两个指导案例，并以“婚姻家庭纠纷”为关键字在openlaw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了200个案例，下面是对这些案例的实证分析。

1．“王志才故意杀人案”、“李飞故意杀人案”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王志才故意杀人案”、“李飞故意杀人案”中，均包含“婚恋纠纷”这一量刑情节，该情节也是影响最终刑罚的主要依据。在“王志才故意杀人案”中，王志才与被害人为男女朋友关系，多次因结婚的事情发生争吵，后某一天王志才又因为结婚不成，便想先持刀杀死被害人然后自杀，随即用刀连续捅刺被害人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一审法院以王志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认为：被告人王志才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情形，本应该判处死刑。但该案系因婚恋纠纷引发，王志才求婚不成起意杀人，归案后坦白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一方经济损失，且平时表现较好，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李飞故意杀人案”中，李飞是被害人的男朋友，分手后其单位因李飞受过刑事处罚而停止其工作。李飞将此事归结于被害人遂打电话与其发生争吵。后李飞来到被害人处，持室内的铁锤多次击打被害人及其表妹，致使被害人当场死亡、其表妹轻伤。一审法院以李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认为本案系民间矛盾引发的，案发后李飞的母亲得知李飞行踪后，及时主动反映情况，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将李飞抓获归案，综合李飞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态度好等情节，对其酌情从宽处罚，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时鉴于其杀人手段残忍，系累犯，且被害人亲属不予谅解，故依法判处李飞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犯罪案件通常为事出有因或情有可原，“事出有因”要求双方存在婚姻家庭等特定身份关系，在长时间的相处中不断积累冲突。而“情有可原”则排除了行为人的卑劣动机，在犯罪动机的形成过程中，行为人与被害人双方都具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从而催生犯罪，因而在刑罚幅度的裁量上，有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的理由。

为何“婚姻家庭纠纷”可以让被告人免除死刑？从司法实践看，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犯罪案件事出有因，在死刑适用上也应当慎重考虑。考虑到婚姻家庭关系具有的修复可能性，指导案例在特定条件下对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即因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当被告人同时具有从重与从轻处罚情节时，一般应判处死缓限制减刑。

2．来自200个案例的统计分析

为了了解“婚姻家庭纠纷”情节对量刑裁判的影响，在openlaw裁判文书网（/）上，以“婚姻家庭”为关键字，分别以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为案由，各检索前100个有效判决书（除去因特殊原因不公开情形），共计200个案例，进行分析。在这200个案例的量刑说理中，有60个明确将“婚姻家庭纠纷”单独作为酌定情节从轻处理，这60个案例中有10个存在被害人过错；有73个明确将“婚姻家庭纠纷和取得谅解”作为量刑情节从轻处理，这73个案例中有11个存在被害人过错；有30个未将“婚姻家庭纠纷作为量刑情节处理”；还有37个不明确，其中27个虽然都提及婚姻家庭纠纷，但由于与自首、未遂等量刑情节堆砌后综合得出从轻处理的决定，难以说明“婚姻家庭纠纷”该因素对量刑的影响，另外10个判决说理中存在“予以酌情考虑”等模糊说辞，也难以说明“婚姻家庭纠纷”该因素对量刑的影响。

从轻

未从轻

婚姻家庭纠纷

60

30

婚姻家庭纠纷＋谅解

73

与其他量刑情节堆砌

酌情考虑等模糊说法

不明确

27

10

由上表可见，“婚姻家庭纠纷”情节从宽处理的刑事政策是司法机关从轻处罚的法律依据。“婚姻家庭纠纷”引起的案件大多已经取得被害方的谅解，或许是从维护家庭和谐、尽量消除社会矛盾的目的出发，对于亲属之间的人身犯罪，法院的判决书中大多采取从轻处罚的态度。对于这些犯罪，是否就应一律地从轻处罚呢？对于那些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的，例如被害人与第三人具有不正当关系，或者确实因家庭内部矛盾激化所引发，对于这类案件酌情从轻处罚还是符合情理的。但对于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大、手段情节恶劣，被告人对共同生活的父母、夫妻或者近亲属仅因为日常琐事就痛下杀手的，或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夫妻忠实义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刑终308号刑事判决书。等属于被告人在案发起因上有明显过错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刑终308号刑事判决书。

为何同为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案件，有的被告人的从轻处罚结果会让被害方接受且引发公众同情，而有的处罚结果却引发质疑呢？这就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是“婚姻家庭纠纷”这一量刑情节从轻处罚的规定不合理，还是司法机关在认定和处理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