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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业教育质量问责的体系架构及机制完善

吴玲玲胡洪彬

摘要质量问责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推动我国职业教育质量问责的科学建构，必须立足于质量问责的主客体、情形范围以及运行程序等基本要件，对其内在的结构体系作出解构与分析。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质量问责在协助、常态力、规范力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与完善，对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类职业教育机构要在现有政策法规基础上，推动职业教育质量问责实现主体介入机制、嵌入机制、运行机制、公开机制和引导机制等的系统性完善和模式创新，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职业教育；质量问责；问责程序；问责机制

中图分类号G7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23）13-0046-06

不断推动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基础，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对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1]要“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2]。这为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明了方向，也对职业教育主体明确责任担当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强化主体责任擔当，不仅需要职业教育主体强化自觉认知，也呼唤科学的质量问责机制来规范和引导[3]。本研究旨在从整体视角阐释我国职业教育质量问责的体系框架，并基于对实践动态的考察提出相关机制的完善路径。

一、职业教育质量问责的内涵和建构依据

（一）职业教育质量问责的内涵界定

问责（Accountability），原为英语世界中的专有词汇，本意为“算账”“记账”或“记述”等，后在实践中衍生出了“解释”“讲明”“说明”等新内涵。如美国的《韦氏国际英语词典》就将问责释为“有责任作出说明”“进行回答和负责任的一种状态”[4]。然而，作为公共治理之核心概念的问责，则主要是伴随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如JohnStewart等认为，问责即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必须为其行为承担说明的义务”[5]。AmandaSinclair等则将问责视为公众要求公共权力主体“解释自身行为”，以促使其“更好履行职责的一种过程”[6]。在国内的学术话语中，问责最早出现于本世纪初，学界对问责的界定除强调责任建构外，更多的是突出责任的惩治及追究，问责成为相关问责主体要求问责客体承担渎职、违法行为后果的具体过程。随着问责研究的不断深化，问责的应用范围也不断拓宽，质量问责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教育治理的一种重要工具。职业教育质量作为权衡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准，关系到职业教育发展的科学走向和教育效果。基于学界已有研究，所谓职业教育质量问责，即职业教育主体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中，向相关的问责主体阐明职业教育质量状况，以明确自身责任，并就职业教育质量建设中的失责问题作出追究责任的行为过程及其运行体系。

（二）职业教育质量问责的建构依据

1.委托代理与职业教育善治：职业教育质量问责的理论依据

委托代理构成了职业教育质量问责的宏观理论依据，而职业教育善治则从微观治理层面提供了更为细致化的理论确证。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内蕴了责任性、合法性、透明性和回应性等基本要件，善治是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为提升办学水平提供了重要保障[8]。在职业教育实施过程中，要以善治谋质量亦非易事，不仅需要强化多元互动，也离不开问责的嵌入驱动。问责作为职业教育治理工具，以责任建构为内在前提，又渴求职业教育过程的透明化、法治化及效率化，并通过信息的回应反馈对质量发展状况作出评价，显然问责的理念同职业教育的善治要求是具有内在契合性的，推进职业教育善治和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将质量问责摆在突出位置上。

2.破解难题与强化主体责任：职业教育质量问责的实践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实现了突破性发展，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到相关制度体系不足的内在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仍存在一些现实短板。一方面，从职业教育管理视角看，职业教育的管理制度虽不断走向健全，但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组织架构条块分割与重复交叉”“主体参与不够民主进而缺席严重”“权责匹配不够平衡而且缺少监督”“运行机制陈旧刻板不能与时俱进”等现实难题依然有待破解[9]。另一方面，从师生关系视角看，师生共同体的建构也仍面临一定的现实困境，如部分教师对学生的成长及其发展缺乏足够的人文关怀，对教书育人不尽职等[10]。这些短板与问题的出现既有体制机制因素，又同职业教育相关主体的责任缺失有关联性，有效破解难题需要强化机制建构，更需要嵌入问责进行引导规范。唯有实现精准问责，才能推动职业教育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

二、职业教育质量问责的基本要件与运行体系

职业教育质量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