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现状综述》2500字.docx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现状综述

1．立法背景

在社会经济持续增长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当下，信息网络犯罪也在与时俱进，网络犯罪经历着从犯罪对象到犯罪工具再到犯罪空间的跳跃式发展。传统网络犯罪在信息化的加持下，演化出新的特征，这使得我国刑事立法也经历着从打击直接的犯罪到处罚间接的帮助行为的发展。

间接的帮助型犯罪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共犯联系的弱化。在传统的共犯理论的语境下，共犯强调双向间的意思联络这一主观要素，但在网络犯罪中，对这种直接意思联络的依赖性大大降低。网络服务供应商、第三方服务平台对于各自提供的服务是否被运用于实施不法行为缺乏充分的认识。即使存在概括的故意即认识到“有被用于犯罪的可能性”，也无法达到传统理论中所要求的通谋的程度。同时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实践中查证变得困难，不法行为的实施以及帮助行为的提供都隐匿于网络的虚拟空间中，使得意思联络也具有模糊性。从行为的角度出发，传统理论中帮助行为的可罚性依附于实行行为，而在网络犯罪中，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间的联系变得松散。由于网络空间的不断发展，一个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线上信息交易市场已经形成并不断壮大，帮助者将技术上传至这一市场，任何人在任何时间或者地点都能够利用，故而帮助行为和实行行为的并不具有时间上的关联性（即同时性）；且帮助者提供技术面向不特定人，帮助者和实行者并不存在配合。

二是帮助行为具有可能高于正犯实行行为的危险性。帮信罪这一类帮助行为正犯化立法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帮助行为的危险性超过了实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根据原有理论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成为大众生活的日常，网络犯罪的门槛有所降低，犯罪数量日益增长。在传统犯罪中，帮助行为只能起到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帮助行为，实行行为人仍然具有完成实行行为的可能性。但在网络犯罪中，没有网络技术的支持，实行行为人就不具备实施后续不法行为的可能性，这使得在网络空间中帮助行为的重要程度超过了实行行为。在一般情形下，传统共犯语境下的正犯与共犯之间的关系多为“一对一”的帮助或者教唆，离开共犯行为，正犯仍然具有完成犯罪的可能。然而在网络世界中，由于互联网技术所具备的无限复制性和便捷传输性，帮助犯与正犯之间“一对多”模式得以成为主流。换而言之，帮助者仅仅是将相关技术、使用方法传输至互联网中，而并不特定的实行行为人可以通过浏览、下载等方式获得支持；同时这种大规模广泛的传播所带来的危害后果和对法益的侵害都是传统犯罪所难以企及的。

REF_Re于志刚．网络空间中犯罪预备行为的制裁思路与体系完善——截至《刑法修正案（九）》的网络预备行为规制体系的反思．法学家，2017（06）：58-71+177．

帮信罪的设立对于打击间接的帮助型犯罪具有重要意义，其立法理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回应。在帮信罪中，信息技术的支持可以说是正犯实施犯罪的关键。正犯化立法能够弥补在帮助行为的危害性超越了实行行为时，按照传统理论只能以从犯进行处罚从而会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不足。同时，为了避免对帮助行为进行处罚时，出现以帮信罪论处的法定刑会低于以其他罪名的帮助犯论处的法定刑的情况，刑法第287条之二的第3款设立了想象竞合的注意性规定。此外在第2款中以“情节严重”限制了处罚的范围，从畸轻和畸重两个两个方向进行了限制。二是基于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在风险社会中，为了加强对法益的保护，刑法越来越强调预防功能。相较于事后的严厉处罚，防患于未然更有利于维护稳定的秩序。面对信息网络逐渐成为大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大势，将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率先以具体的罪名进行制约，是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一对多”模式的积极回应，能够促进从业者规制自己的行为，在提供技术支持的从业行为中提高警惕，避免成为工具。三是独立构罪能够减少实践适用中片面共犯的争议。在传统共犯理论中，成立共犯要求两人以上具有双向的意思联络及沟通，而片面共犯理论逐步成为主流学说，对传统理论进行了扩张。正如前文所说，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片面共犯理论在网络帮助行为的性质认定中会出现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形。承认帮助行为的正犯化，将其从立法层面与实行犯相独立，就能够避免这一冲突。由于帮信罪的构成要件中的“明知”仅要求帮助犯的单向主观故意，如果归于共犯理论视角下进行讨论，必然会触及片面共犯的弊端，而正犯化这一理论能够在这一问题上减少争议。

2．司法解释的补充

一是“明知”的认定。即使在帮信罪施行初期，实践中认定构成本罪的案件中对于主观要件的“明知”的认定大多不存在障碍。虽然帮助网络犯罪的技术、业务行为本身不具有危害性，但是行为人在提供技术服务或者进行业务活动时必然会知晓下游犯罪的实施，能够推定其主观心理的“明知”状态。但由于网络犯罪呈现出多样化、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