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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职业教育定位拓展与实践路径

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持续推进，教育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形态也呈现出向中心城市高度集中的城镇化态势。在教育城镇化的外力促动下，出现的“生源进城”“进城陪读”等特殊社会现象，为了探究前述群体在跨地区学习和生活等情境中面临的挑战，并为其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依托实地调研的资料，发现两类群体在环境适应、心理健康和能力匹配等方面面临不同形式的困难，衍生的相关问题甚至成为城镇化建设的潜在隐患。而农村职业教育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在应对教育城镇化过程中的特殊社会问题时能够发挥独特作用。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在应对教育城镇化进程中的衍生性问题时，存在办学理念与时代发展脱节、知识储备与市场需求失衡、产业结构与办学定位阻隔等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地在教育城镇化进程中发挥农村职业教育的作用，需要转变发展理念，构建农村职业教育新体系；捕捉细分领域，拓展职业教育的服务半径；动员政府力量，营造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环境等。

关键词：教育城镇化；农村职业教育；拓展定位；实践路径；评价体系

随着我国城镇化政策的深入实施以及适龄儿童数量的减少，通过教育城镇化推动地区城镇化发展就成为各地政府的重要手段。虽然城镇化发展既是推动我国高水平发展、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得到高效利用的途径，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重要产物，但教育城镇化引起的生源入城和家长伴读入城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为了探析两类特殊群体在跨地区生活和学习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在系统梳理有关文献的基础上，面向陪读家长和进城学生进行了调研和访谈，并依托相关政策和文献开展了农村职业教育服务教育城镇化进程中衍生问题的论证，认为如果不能通过科学有效的途径解决教育城镇化引起的问题，就有可能诱发重大的社会问题。而职业教育是最为贴近农村和城市发展的教育机构，如何依托和拓展职业教育的职能和功能，实现对教育城镇化诱发问题的破解，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思考价值的命题。

一、“教育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职业教育的定位拓展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化理念和政策的不断深化和布局，各地政府开始了大规模撤销小规模学校，进行了基础教育领域的学校布局调整和城区学校的建设，大量的农村学校和教学点被撤，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逐渐向城市集中，呈现出“文字上移”的农村教育趋势［1］。随着我国社会矛盾的转变，人民对教育的需求从“能够接受教育”向“接受优质教育”转变，置身于农村环境中，让孩子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成为整个家庭最为重要的事务，大量农村学生和家长随着教育资源布局调整，迁徙至城市就学和生活。农村和城市不同的社区结构和社会环境，导致了“学生迁徙人”在学业习得、生活心理适应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挑战，甚至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陪读迁徙人”使农村家庭陷入经济危机、家庭破裂等重大社会性问题。在此情境下，所属地区的农村职业院校作为区域内重要的智慧组织，能够开展或者有效地协同政府相关部门开展相关职业培训，解决农村家庭在教育城镇化迁徙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助推地区的稳定发展。

（一）进城陪读：为农村职业教育服务地区战略提供了新机遇

当前在国家政策和社会整体发展转型等背景下，农村人口的大量进城逐渐成为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标志。据国家相关数据显示，在2020年，我国的农村迁徙人口数量将达到3亿多人［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农村人口市民化的推进机制［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而教育城镇化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推动力量，随着农村地区学校的撤点并校和教育质量下滑，乡村教育的衰败已经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基本趋势，大量农村家庭为了获得县域内的优质教育，通过租房或者购房的形式取得了在城市就读的资质，这种农村学生就读环境的空间转移，不仅使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也改变了乡村家庭的教育组织模式。从以往乡村教育的组织模式来看，家庭中的父母或者隔辈监护人在承担养护责任的同时，也能从事相应的农业生产或其他务工活动［4］。随着教育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化，由于隔辈监护人并没有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父母双方或者一位直接监护人，就随同子女进入城市生活［5］，形成老人陪读、年轻妇女陪读的行为常态［6］。这种教育组织模式的变化打破了原先的农村教育的家庭结构，从我们在一个农村地区的调研观察来看，一般是母亲负责在城市陪读，而由于城市就读成本的增大，父亲则选择务工，原先的乡村耕地或畜牧则是采取出租、出售或者由学生的隔辈监护人从事。

迁徙至城市的陪读群体由于自身传统的务农形式和社会结构等，并不能有效掌握在城市谋生的技能，这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城镇化建设、放大城乡结构对立的重要风险［7］。一些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也不断突显，例如，由于陪读者所处社区环境和社会结构的深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