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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中值班律师权利保障之思

为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避免认罪认罚制度在执行时为追逐效率不当剥夺其犯罪嫌疑人该拥有的诉讼权利，值班律师制度应运而生，旨在平衡控辩审三方力量，兼顾公平与司法效率。诉讼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完善值班律师权利保障，对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意义重大。

自值班律师制度建立起，学界对其角色定位争议不断。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认为，值班律师“辩护人化”才能充分发挥值班律师制度的效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蔡元培在相关文章中提到，法律地位不必然决定诉讼权利，值班律师权利需结合具体规则和法律价值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程滔在探讨值班律师参与量刑建议时，认为其诉讼权利影响了其在一些环节中的作用和地位。《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值班律师会见、阅卷权利规定不完善，制约其权利行使与制度发展。

本文认为，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权利义务，因此明确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十分必要。当前司法实践中值班律师权利落实不到位，如阅卷权和会见权的行使与细化，保障值班律师权利，有助于消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时的非自愿性与不真实性。

一、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问题

自值班律师制度建立以来，国内学者对值班律师制度的研究主要之一便是关于角色定位的争论。角色定位不同，值班律师的职责也就不同。当前，国内关于值班律师角色定位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值班律师是辩护人，部分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将值班律师制度规定在第一编总则第四章《辩护与代理》当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值班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与辩护职能的紧密联系。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认为，我国值班律师的应然定位是法律援助制度下特殊的辩护律师。第二种观点认为值班律师是法律帮助者。如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孔冠颖在《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及其保障》中提出了基于当前值班律师制度设计及运行现状，认为值班律师扮演“法律帮助者”这一角色比较能满足我国现实需要。第三种观点认为值班律师是准辩护人，即不完全同于辩护律师，但享有同于辩护律师的会见、阅卷的权利，但不能出庭辩护。如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吴小军在《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功能及其展开——以认罪认罚制度为视角》中提出了明确值班律师的法律地位为“准辩护人”的观点，并认为要赋予值班律师阅卷等必要的权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姚莉认为，应赋予值班律师准辩护人身份，扮演为争取对被追诉人有利的结果而与控方积极沟通的协商者角色。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如今值班律师角色定位仍存在观点分歧，但从《刑事诉讼法》《律师工作办法》对值班律师工作内容的规定中可以得知，值班律师仅是临时提供法律帮助。值班律师角色定位未有明确规定，很多人容易把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的权利义务混淆，在对值班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标准提高的同时也降低了对值班律师的认同。唯有明晰值班律师的应然定位，明确其权利义务，才能秉持值班律师制度创设的初衷，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应有诉讼权利。

二、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权利保障的缺失

（一）会见权利尚不明确充分

《律师工作办法》第六条仅是规定值班律师“可以”经办案机关允许主动会见，而不是使用“应当”；并于第二十二条规定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之义务，并未对会见的时间、次数等进行规定，会见的要求由办案机关掌控。相较于纸面上的阅卷，面对面交流的会见能使得值班律师更加直观地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想法和诉求，才能更好地让其清晰地认识到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在知晓法律规定和责任后果的情况下自愿作出的真实选择。

然而，会见权的落实情况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值班律师积极性不高。由于获得的援助补贴与投入的援助成本不成正比，所以值班律师会见的动力不足。《律师工作办法》还规定，会见要记录在案，并跟随案件移送。如果当天的值班律师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未能满足被追诉人的心理预期，导致他们感到有所落差，可能引致一定的职业风险。二是办案机关未给予值班律师会见便利。在实践中，办案机关即使允许会见，有些值班律师反映工作人员会在旁边监守，部分被追诉人会由于办案人员的在场可能产生畏惧心理，致使不能达到良好的会见效果。

（二）阅卷权利尚未有效落实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阅读案卷材料是除了会见之外更能清楚了解案件细节、证据的途径。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阅卷权向来被认为是被告人有效防御的条件。那么，值班律师如何有效行使阅卷以此掌握案件细节及证据链条，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实、自愿认罪认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值班律师的工作属于法律援助性质，无偿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其微薄的经费补贴使他们行使阅卷权利的积极性不高。同时，相关法律对值班律师阅卷权利的规定并不完善。值班律师不能摘抄、复制案卷内容，只能通过大脑记忆，我国也未有相关条例对阅卷的内容、范围等作出具